2020年8月29日，在德国慕尼黑的奥迪安广场（Odeonsplatz），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希腊、丹麦、匈牙利和捷克等欧洲各国华人集会，高喊“打倒中共”。（黄芩／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黄芩德国采访报导）“中国从上到下都是假的。”谈起出国原因，曹先生有满腹的话要说，因为是生意人，在国内他有机会接触过一些中低层官员，“为什么要出来，因为在国内受够了他们的假。法律对中国没有意义了。”

大纪元记者是在欧洲华人8月29日聚集慕尼黑、揭露中共真面目的集会上遇见曹先生的。他才出国定居几年，原本在国内算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吃香喝辣，吆五喝六”的，家里有保姆司机，什么活儿都不用亲自动手。那么什么原因让他想出国定居，还在国外参加欧洲华人声讨中共的活动呢？

为什么要出国？“主要是为了孩子。”曹先生说，中国教育界的腐败，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开始，他都亲身经历了，多给些钱，儿子就成为重点，尽管儿子学习很一般。“在国内看到那些老师、校长见到有钱有势的全都屈膝弯腰，看看他们的嘴脸，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教育吗？”

中国经过几十年中共党文化的侵蚀，已从一个具有五千年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国，发展到如今道德惊人下滑的社会。对真相的封锁，对民众的洗脑成了中共赖以生存的手段。

所喜的是，一些大陆华人来到国外，接触到正常社会之后，逐渐明白过来了。记者在各种场合曾遇到过许多海外华人，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记者谈起过受中共洗脑的危害，还有他们转变的过程。

原来被洗脑的是我呀

今年初在火车上，记者曾遇到一位常去中国做生意的德国鞋商，闲聊中他告诉记者，中国人被中共洗脑的非常彻底，他很伤感。还有眼看着香港情况每况愈下，令他痛心疾首。

尤其让那位鞋商难过的是，多年合作的意大利伙伴住在中国，居然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是五大诉求，还认为是香港人在搞港独和使用暴力。这位鞋商表示，中国人被洗脑洗得很彻底，就连住在中国只有几年的意大利人也被洗脑成了这样，让他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绝望。

据明慧网报导，2020年6月3日在德国慕尼黑玛琳广场举办活动时，半年前刚从大陆来德国留学的王小姐路过玛琳广场感到很惊讶，她对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不是×教吗？怎么在这里也有？”学员告诉她，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传统功法，能使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升华，中共出于其邪恶本质，惧怕亿万民众信仰“真善忍”，因而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聊了很长时间之后，王小姐听明白了，并在学员的帮助下上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了共青团。

王小姐说，如果自己没看到法轮功的活动，还在相信中共的谎言。她提到刚来德国时，看到和听到有关六四、香港反送中和中共迫害人权等消息，一概都不相信，认为德国人被洗脑了，“通过一段时间了解，我才知道，原来不是德国人被洗脑了，原来被（中共）洗脑的是我呀。”

陌生人打招呼 让人生地不熟的我心里很暖

从法国前来参加活动的一位化名“小皮匠”的女士告诉记者，“出国这十几年来，我感觉自己变化挺大的。因为在墙内，在人心之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中国的城市里，我们很难说在大街上，跟不认识的人走对脸的时候，会主动打招呼，我几乎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现象。

刚到法国时，有了让我心情一激动的那种感觉。一天走在大街上，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迎面而来，主动跟我用法语说你好。这种感觉就特别好，陌生人之间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去产生这样一个链接，然后觉得心里很暖，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从此我就开始探索法国，发现整个欧洲的文化让人觉得人很单纯，之间可以真诚的去交流，而不用说我不认识你。在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真名字都不敢告诉别人。”

相对同胞冷漠 德国人无私相助 “心情飞到天上”

2019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医疗器械和设备展会结束时，记者遇到头一次参展的北京展商张女士（化名）。谈起对德国的印象，张女士说德国看上去人不多，坐在火车上和公交上都没什么人。空气也好，环境也好。特别是她丢失护照的经历，让她对德国印象更深。

张女士刚来德国坐公交车下车时，只顾着提着两只大行李箱下车，把背包忘了。发现后她非常着急，因为除了手机、钱包之外，里面还有护照和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当时身边有些大陆人路过，她希望自己同胞可以帮她，谁知一开口求助，个个都很冷漠，说你自己去报失吧，从她身边匆匆而过。当时张女士感到非常伤心。

后来一对拿着大行李箱的德国夫妇停了下来，看到张女士那么着急，就帮她打电话给警察报失，忙前忙后，一直帮她安排。她说，“对比自己同胞的冷漠，陌生德国人伸出的援手，让我非常感动。”

在失物招领处，张女士看到真有不少人找回了自己的东西，心里升起了一线希望，觉得自己的背包有可能也会找回来。她在朋友圈里发信息，可是除了给她出主意之外，大多数朋友劝她忘了吧，不要再去想了，跟本就不可能再找回来了。

带着沮丧心情回到酒店，前台服务员告诉张女士，警察刚刚来过，背包找到了，让她到警察局领取。结果除手机和充电宝不见了外，所有东西包括现金都在。她说自己当时心情就像是“飞到天上去了”，太高兴了。

亲历国外以人为本

曹先生在谈到为什么要出国时补充道，“实际上我们也不愿意出来，语言也不通，交流比较麻烦。但为了下一代就得下决心了。一开始是孩子出国，后来出来一看也不错呀，慢慢地自己也出来了。当然国外也不一定都好，可老师的负责我是亲身经历了的。

有一次家里给孩子补课，晚上多学了一会儿。第二天老师发现孩子上课犯困，就询问孩子，孩子说父母让他多学了两个小时，晚上11点才睡觉。老师马上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就会被告上法庭。

有一次孩子感冒去医院，看完病之后我们说回家吧，吃两片药就行了。医生说不行，孩子情况很危险。我们说一点儿都不危险。医生说，‘你可以把孩子领走，但你要领走的话，我有可能报警。’后来儿子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一分钱没花。

后来我们知道这跟国内完全两个概念，自己的孩子这么对待也不行。国外以人为本，特别好。这样的事一个一个的发生之后，让你觉得，在这儿还是对的。起码老师、医院真是认真的对待你的孩子。虽然在国内做生意赚钱比较好赚，吆五喝六，作威作福，保姆医生一大堆。”

“在这里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感到找回了做人的根本。”曹先生说，一个人什么都不会，这个司机干，那个保姆干，“天天就是说话，说的肚子越来越大。现在要自己剪一剪草坪，做一点什么家务事，活着很真实。”

在国内想做好事都不行

曾有相熟的工商局局长，私下里告诉曹先生，在国内很多有名的大超市比方说家乐福等，到了中国以后都变坏了。“油、面、米过期了，可以换一个商标，换一个日期继续卖。”曹先生说，“工商局给查封以后，当天就会有市长、或者市委书记打电话让放行，你就得放，法律已经没有约束了，法律对中国没有意义了。什么法制都是胡扯的。”“最终倒楣的永远都是老百姓，领导都知道什么事东西有问题，他们都吃特供。”

中国的经济太假了，曹先生说见过穷的地方只收入300人民币一个月，怎么活呢。有时候他看到这样的人，想资助一些钱还得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做好事都不能刺激到别人，在中国你想做的好事都是挺难的。”

有一次，他和几个老板跟着领导去看望困难户，有一个工地上干活的人有一天从脚手架掉下来残废了，靠老婆捡破烂过日子和看病，什么医保也没有，每月有时一千块，有时候都不到一千块。这些老板们看到这种情况，想给些资助，有好几个领导在场，大家也不敢给钱，怕给钱会出政治问题，好事都不敢做。

曹先生对法轮功的看法也是因为到了国外才改变的。到国外的生活之后。他慢慢体会到西方的民主法治自由，逐渐理解了法轮功。原来在国内一听法轮功就觉得很恐怖，现在一说法轮功，就有兄弟姐妹般的感觉。

“其实我一个亲戚炼法轮功，老婆也炼了一段时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我不让老婆炼了，也劝亲戚别炼了。”曹先生说他的亲戚一直在炼，警察经常在他们家蹲着，骚扰他，看着他。“在中国这种事情太多了，有时候八个警察在他们家看着，哪有人权哪？炼法轮功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遵纪守法，真、善、忍有什么不好的，大家都真、善、忍，国家就好了。”

在消灭中共的时刻 作为一个人勇敢的站出来

法兰克福的小明对记者说，“在国内我们得到的信息都是洗脑文章，会给你很多的误导，给你灌输一些共产党希望你知道的东西，而不是真相。”他说，比如说关于香港的事情，在国外我们知道共产党通过非常暴力的手段镇压了香港的和平抗议，但在国内，把香港人人描述成为暴徒，大和平的抗议污蔑成暴力行为，这是我们作为正义的华人所无法忍受的。

小皮匠也表示她看各种各样的新闻，知道中共是怎么欺负老百姓的，那些所谓的高官，那些很牛的商人，都逃脱不了中共的魔爪。“我能切身体会到老百姓的痛苦。在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或者商人，他们就不会被人家的政府这么迫害，为什么在中国就会这样。为什么中国人都争着出国，出国是高大上的事情。”

“在欧洲这么多年，我就没觉得欧洲人把能出国当成一种光荣的事情，没有。”小皮匠说。

小皮匠认为，每一个中国人事实上都被中共迫害过，强拆住房，用毒食品伤害你，甚至它们只是想要商人的钱，随便编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人抓起来，让你招供，让你在纸上签字。“我看到国内老百姓遭遇到这些事，尤其现在整个长江流域遭遇那么大的洪水。那么多人死亡，新闻联播连一句话都不说。”小皮匠说，“甚至死亡了多少人，网络信号给你屏蔽掉。”

“我可能是属于中国人中说中共迫害比较轻的，从小在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家庭中长大。”小皮匠说，“但我觉得整个中国社会上的是非，不是我良心上能接受的。”

对于曹先生来说，虽然国内那种奢侈的生活离他远去，还是觉得非常值得。这次，儿子主动提出陪伴他一起到慕尼黑参加欧洲华人揭露中共罪恶的集会，他曾担心参加这样的活动会有危险，儿子说，“死就死吧，死我也去。”让他感到很心痛，“儿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去参加个活动都需要有大勇气，可见中共有多么恐怖。”

伴随着心痛的还有骄傲和欣慰，曹先生很清醒孩子能这样懂事，与在国外这种以人为本的环境下长大有关，同时他自己也能体验到作为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在国外让他“找回了做人的根本”。

“在消灭中共的时候，作为一个人我勇敢的站出来，不管能消灭也好，消灭不了也好，我为民主法治、为信仰自由抗争过。”曹先生强调说，“如果真遇到危险，死了也是光荣，也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