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欧洲南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国家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的莫斯塔尔小镇景色。(Image by Marcel S. from Pixabay)

“我觉得自由最重要。平民百姓在中国安分守己也很难安居乐业，所以我带着我的儿子出来。 ” 中国一位已成功出逃到欧洲东南部某小国的女士告诉外媒，现在中国无论有钱还是没钱的人，都意识到自己早晚会被政府“收割”，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许多人选择逃离中国。

中共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带来的灾难性封锁，已经让中国大陆大批中小企业产能萎缩、外贸交易停滞，更许多公司因失去几乎所有国外的订单而倒闭。接踵而至的水患灾害更让大半个中国雪上加霜，在全国失业飙升的同时，食物及生活必须品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再加上政府监控社会的力度不断加强，不论是高端还是低端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明显感受到了危机四伏的惶恐。出逃他国正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而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等地区，成为了当下中国普通百姓逃离中国的新选择。

广东居民孙女士一个月前带着自己尚未成年的儿子从广州出境，成功抵达欧洲东南部一个小国。她27日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讲述了自己出逃中国的经过，以及她作为中国一个普通百姓内心的想法。

“我6月30日早晨五点多坐飞机带着我儿子过来，我怕它（中共）闭关锁国，国内的经济不好，很多青年人失业，那艘船都漏水了。” 孙女士坦言：“我不准备回去了，在这里再作打算吧。大陆环境以后不看好，我们俩母子反正到哪里都是一样流浪。”

年近50的孙女士回忆说，她为了离开中国提前准备了两三个月，开始以为可从香港走，结果得知香港商务通道已经不准走了；然后她又想从柬埔寨中转，结果去买票的时候被告知，柬埔寨也去不了，澳门也不让过境。许多出国的通道都已经被政府封锁了，出不去了。最后孙女士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境，不了在出境时还遭海关审问了很久。

至于自己具体的出国路线和目前的所在国，孙女士不愿公开，她说不希望这条通道被中国方面切断。孙女士表示，由于国内生活环境恶劣，很多人希望离开中国。在她出来之前，已经有十多人比她更早来到这个小国，未来还有大批人会出来。就在她出国时，还有一个大学刚毕业两三年的四川小伙子与她们母子一起结伴出来的，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西方国家。

孙女士介绍，她目前所在的小国生活成本比较低，她们母子每月花费200欧元租了一间位于二楼的房间居住，吃的食物就很便宜。她说：“我们两母子折30元左右人民币一天就可以了，并且吃得不错。牛肉在我们中国60元人民币500克，在这里我买的加工好的牛肉，一磅才折合13元人民币。”

她还提到自己认识的一位经商的朋友，国内和香港的部分资产都被中共政府冻结了，他还是放弃财产带着家人离开了中国。

孙女士说，现在中国人无论有钱没钱的人，都意识到自己早晚会被政府“收割”，许多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逃出中国。有钱的人去了五眼联盟国家，中等收入家庭去申根成员国家，像自己这种“低端人口”就来这种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小国家。

她说：“起码这里是欧洲国家，她始终是一个有信仰的环境，比大陆好。我觉得自由最重要。平民百姓在中国安分守己也很难安居乐业，所以我带着我的儿子出来。 ”

据了解，所谓“申根区”是指履行1985年卢森堡申根镇《申根协议》26个欧洲签约国组成的区域。旅行者进出这一区域需要经过边境管制，而在该区域内的各个小国之间则几乎不存在边境管制。

据半岛电视台报导，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2013年推出了一个塞浦路斯投资计划，允许外国人通过购买房地产等形式投资至少215万欧元来取得“黄金护照”。

该报导披露的文件显示，塞浦路斯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批准了1400本“黄金护照”，其中超过500本黄金护照由中国人获得，其中包括亚洲首富碧桂园女当家杨惠妍，以及中国大陆几个省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对于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要逃避被中共“收割”，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临时落脚地。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近年来不断在收紧对中国公民出境的管制，不但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员、银行职员以及国企管理人员，都被要求向单位上缴护照，现在连公立学校的教师和退休人员也被纳入出国管控的范围。就在今年8月9日，陆媒《新京报》就报导了北京市平谷区村干部上缴私人护照的消息，显示中共政府正将收缴出国护照的范围扩大至村委和居委会。

当前中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不断攀升，不久前中共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超过6%，外界认为实际的失业情况可能远比这个数字更高，再加上司法系统黑暗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国国民一些基本的人生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不断丧失。因此即使官方不断加强出境管控，仍然无法阻止国人出逃的暗潮汹涌。

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