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曾曝光郭美美、死磕红十字会（简称“红会”）的姜朋勇，并未料到会有同红会做生意的一天；更没想到，即使是远走至韩国，也会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和生命威胁。

居住在韩国，正面临遣返风险的姜朋勇，没想到自己与中共治下的红十字会（简称“红会”）是如此的“有缘”。

他告诉大纪元，“我妻子已经怀孕了两个多月了，我不想让我孩子生活在恐惧中”，“救救我，救救我未出世的孩子吧。”

而这一切的缘起，就是中共红会，以及今年爆发的这场大疫。

曾因曝光红会与郭美美被逼背井离乡

姜朋勇曾经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他自称自己也算是红三代，出生于军队高干家庭。他的爷爷是原卫生部副部长，享受高干待遇，父亲是一名空军，当时属于林彪那一派，文革中失去了势力，因此仕途未有大发展。姜朋勇因其红三代的身份，自然很容易进入到太子党富二代的圈子里面，也让他接触到了郭美美，后来他辞掉工作做起奢侈品生意，直到现在做起跨境电商。

“所以比较熟悉他们内部的黑箱作业，包括舆情操控这些东西。”姜朋勇说。

其实，对姜朋勇而言，中共和红会从来都不是善茬，无论是死磕它，或是和它做生意，代价都很惨重。

自诩年少轻狂的姜，当年爆料郭美美、揭露红会黑幕后，受到体制内重压和生命威胁；最后为了不连累家人，不得不远走他乡。

年轻时期的姜朋勇。（受访者提供）

他回忆说，“在国内提出不同声音，包括讲真话，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

姜朋勇从上次死磕红会的经历中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中共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不过当被记者问到，上次因红会被迫背井离乡，这次为何还会同红会做生意？姜朋勇说他们（中共白手套）用了一个理由说服了自己：大疫之下，“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口罩了，中国的医生也都没有口罩”。

疫情下替红会和中共在海外抢购口罩

大纪元曾经制作了一个“全球口罩荒”的专题（原文链接），揭露了中共在隐瞒疫情的同时，一个月内在全球抢购逾20亿个口罩的黑幕。

根据姜的说法，他也是替中共全球抢购口罩的一员。他认为自己是为中国人抢购防疫物资。不过，姜朋勇承认，这种生意的背景并不单纯。

新冠病毒（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去年底在武汉爆发后，因中共瞒报，加上世卫组织帮助中共隐瞒，直到今年3月11日世卫宣布大流行之前，各国对病毒危险性知之甚少。等到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世界才惊觉口罩已被中共抢购一空，各国病患和医护因缺乏口罩等防护品，使疫情雪上加霜。

姜告诉记者，自己参与全球抢购口罩的经历，就是中共隐瞒疫情的证明。

他说自己的生意伙伴黄某，今年1月底就告诉他，政府知道“这个疫情已经扩散到不能控制了”，所以要在海外抢购防疫物资。黄某是浙江省杭州市某公司的法人代表，称自己是代表浙江省慈善总会和多地政府采购防疫物资。

姜朋勇说，在1月27日黄某委托姜采购口罩时，黄某透露说，3周前（1月初）疫情已经扩散到杭州、温州，并通过温州华侨蔓延至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已经无法控制了。

姜说他们（中共白手套）对自己透了底，采购物资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党政军干部、中共权贵们，要那个N95口罩，能够保命”，多余的就“高价卖给有钱人”。

再一个目的，是当时中共没有公开疫情，他们要趁机提前采购便宜口罩，发国难财。姜举例说，“他们想单价8元一个，采购1300万个口罩，然后35元一个卖给政府，因为这35元的采购预算中央已经批下来了。”

中共白手套与姜朋勇（头像为戴帽男子）的聊天记录显示，他们在替中共政府抢购口罩。（大纪元）

起初，姜朋勇说这是发国难财，是违法的，应该公开疫情，寻求国际援助。他们说不行，那样国际会封锁中国，而很多中共官员的资产和子女在海外，所以不能被封锁。

姜说，他们最后用一个理由说服了自己，就是中国老百姓和医护需要口罩。

不过，姜提出了条件，一定要有政府的“红头文件”，“并且这红头文件要开给你也开给我”，以免未来给他定一个“投机倒把，倒卖物资，或什么罪名”。

姜朋勇展示了，中共白手套提供的，中共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卫健委开给姜朋勇，用于在境外采购防疫物资的红头文件。（大纪元）

他的生意伙伴黄某，不但提供了“苏州市吴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杭州市江干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部门开给黄某的防疫品采购证明；甚至如他所愿，给他出具了、专门开给姜朋勇的政府采购证明（红头文件）。

即便如此，姜说他的担忧还是成真了。只不过，如今公安给他安的罪名不是“投机倒把”，而是“合同诈骗”。

绝境下反击再“死磕”中共和红会

姜朋勇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担心。他说中共现在不仅在大陆指控他，指示公安冻结了他在国内的银行账号；还冻结了韩国供应商的账户，迫使韩国供应商在韩国报案，从而禁止姜离境，甚至督促韩国政府把他遣返。

面临绝境的姜，说自己手里有中共红会贪污捐赠善款、倒卖救援物资的罪证，他要把这一切曝光。

根据姜的说法，黄某与中共各地的红会、慈善总会和卫健部门关系匪浅，是中共卫健部门和红会的“白手套”（代理人的俗称）。

姜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今年2月1日，黄某告诉姜，委托订购的350万只KF94口罩中，有300万只口罩是要发给湖北省慈善总会，是浙江省慈善总会给湖北的捐赠品；另外50万只发给湖北省黄冈市红会的郭某、孝感市红会的蒋某和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的莫某等3个收货地址。

中共白手套在同姜朋勇聊天中，提供了在中国的收货方。信息显示，境外采购的50万只口罩的收货方，分别是湖北省黄冈市红会、孝感市红花会和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图为聊天截图。（大纪元）

大纪元经过调查发现，黄某提供的这3个收货人，身份属实；中共黄冈市、孝感市和武汉市政府的网站公告显示，这3人的确是黄冈、孝感红会和武汉江岸区卫健局的干部。

中共黄冈市防疫指挥部2020年1月24日发布公告，公布了黄冈市红十字会接收防疫物资的联系方式；其中的联系人郭某，就是中共白手套提供给姜朋勇的收货人之一。（中共黄冈市政府网站截图）

而且，大纪元还暗访了这3名卫健部门和红会官员，以及某地红会市场营销中心的张某。暗访结果表明，这些卫健委和红会官员的确与黄某熟识，尽管他们拒绝披露黄某以及与其交易的详情。

指证中共倒卖防疫物资大发国难财

姜还向大纪元揭露了，中共实施“口罩外交”，及垄断并倒卖防疫物资的黑幕。

姜说，除了给黄某采购口罩外，自己还替其它多个地市的政府和红会采购口罩，“那些交易都是用于捐赠的，本身没有问题”。不过，在境外采购过程中，姜发现了更大的秘密。

“我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采购口罩，说是给中国捐赠防疫品。当时马来西亚答应为中国紧急制作口罩，但缺乏原料熔喷布。那时候熔喷布主要产自中国，而中共并未配合出口原料。”

姜朋勇为中共白手套、从韩国抢购的类似N95的KF94口罩，姜准备将口罩发货至中国长沙市。图为姜采购的KF94口罩。（大纪元）

为何中共不愿开放熔喷布，来增大普通口罩的产能？姜说，他发现中共其实并不缺普通口罩，而是缺乏能有效防范病毒的N95口罩。例如他替黄某采购的KF94口罩，就是类似N95的韩国标准的防疫口罩。

姜说，N95或等同功能的口罩，才是中共全球抢购的目标。他认为，中共通过“白手套”在境外抢购N95，目的就是为了在病毒扩散全球后，利用外国急缺N95来扩大影响力。

根据姜的指控，“口罩外交”只是中共的一个目的，另一个是中共权贵大发国难财。

姜说中共权贵们一方面欺骗境外的爱国华人和供货商，以捐赠防疫物资为名、压低进价；另一方面，在境内，卫健部门和红会垄断了口罩等防疫品的经销渠道和价格，进行倒卖以牟取暴利。姜举例说，自己给他们买的6.5人民币一个的N95，在国内被他们卖到最高139元一个。

姜朋勇披露了他是如何发现其中的猫腻。

他说，为黄某采购的一批口罩原本计划搭乘1月31日韩国首尔至中国长沙的救援物资专机，说是浙江省慈善总会捐赠给武汉市的抗疫品。然而临上飞机时，黄某突然改口，说不走救援专机，改为私人货运至杭州。

姜说自己当时就怀疑，黄某背后的红会和中共权贵可能是在倒卖防疫物资。

姜朋勇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中共白手套黄某告诉姜的公司职员“已经基本都转成企业采购了”。图为聊天截图。（大纪元）

后来黄某在聊天中向姜透露了，无论是口罩机、口罩还是医用防护服，他们都是用防疫捐赠的名义去倒卖，背后的“客户”就是当地的红十字会和政府领导。

姜指出，即便倒卖物资也是需要政府批文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没有政府授权和特别通行证，物资运输是寸步难行。

回顾这两次与中共红会的交集，姜感概说，上一次他只以为是红会的问题。但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他现在认为“这是共产党政权的问题”，“换什么领导都没用”。

“这一次我不会再逃”，姜说自己的想法跟9年前已完全不同。“我有义务讲出真相。”

来源：大纪元记者顾晓华、何坚采访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