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前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王瑞琴在今年两会期间，实名向两会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政协委员连署要求习近平下台，令中共中央如临大敌。王瑞琴近日在美国接受大纪元和新唐人联合专访，盼以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真实处境。

“中国企业界其实特别多怨言，不敢说又没法说，关起门来，我们企业界的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政府百般刁难，刁难的程度超乎你的想像。”她说。

王瑞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青海民族大学担任党史教员。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弃教从商，前往海南从事房地产生意致富，决定回到故乡青海建设。

“我从小在青海长大，对青海很有感情，我在海南致富成功后，就很想回青海做点什么事情。青海当时很落后，宾馆都很差，我就想做一个当地最好的宾馆，就开始筹备东湖宾馆。”

梦想打造青海顶级旅店却遇“新三座大山”

王瑞琴于1997年成立中美合资东湖公司，成为当时青海省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之一，随后并担任西宁市两任政协委员及第十一届青海省政协委员。

“我们就守着当地很有名的河流，叫做湟水河，属于黄河的支流。”东湖宾馆园林式酒店临河造景，落成后有二百多套房间，还有各式餐厅，2001年7月开业后，月营业收入近100万元，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务宾馆。

2002年4月某一天，酒店在未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因政府道路施工被封闭，“宾馆刚建好，政府修建兰青高速路（兰州至西宁），道路的出口刚好在我们宾馆大门前，把大门给栅死。”好不容易等到道路修好，宾馆重新整修开业，政府又再度启动二期工程，把宾馆大门再次堵死。

“前后（宾馆）关了三年，损失很多，光利息就三千万，各种损失加起来一个亿。”王瑞琴时任市政协委员，多次投诉，政府仍是连一个车辆的通道也不留给宾馆通行，“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政府很野蛮，他施工野蛮、管理野蛮，从不考虑商家蒙受大量的损失，让你自生自灭。”

受到无法开业的影响，2007年东湖宾馆因无力偿还贷款，被青海银行告上法庭。“我们被政府迫害了三年没有开门，要求利息和罚息应该酌情减免。”但法院按照国有银行提出的要求，判2千万利息，“我当时才贷了3600万，他判了2千万的利息，利息罚息各1千万，这就不公平。”

在官司过程中，有人暗示王瑞琴只要给青海银行承办人员回扣，这事就能解决，以2千万利息来说，最少要拿出二三百万来行贿，“但是我这民营企业董事长特别硬，绝对不给你钱，我觉得我们很冤枉，我们是真正做实事的企业，为什么要贿赂你？”

“银行什么方案都不接受，财产、别墅抵押都不接受，只接受现金一次付，就是为了刁难，刁难的目的就是要钱。”由于青海银行不接受以物抵债，2009年，青海高院做出终结执行程序裁定。

五年后，青海银行再推动重启此案，当时，青海银行的利息已经滚到1.2亿，这意味着要拿出10%～20%，少说上千万来行贿，代价就更高了。王瑞琴还是那句话，“我本身是受害者，而且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要拿钱行贿？”此案打到最高法院，前后拖延了15年，不了了之。

观察民企苦不堪言借两会向习近平喊话

一桩漫长的官司，让她体会到民企的“新三座大山”，即金融歧视、司法不公和政府行为不规范，正在令大量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也促使她决定向习近平当局公开喊话。

“今年五月，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说话，因为我晓得民营企业有多么辛苦，我也知道现在习近平当局，他们倒行逆施多么不得人心。”王瑞琴说。

流亡到美国华盛顿的王瑞琴，在2020年5月21日，中共两会开幕当天，发表《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后，“一下子把他们惹怒了，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看到这封信，更令中央很恼火，成立一个叫做‘616专案组’。”

该专案小组调查她所有亲属、与其往来的二十多家企业，逐条账目一一对账、相关人员逐一盘查，甚至包括已离职多年的员工，“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这都超乎我的想像”。

在中国的家人遭到当局威胁、公司资产也被冻结，6月22日，她心痛地发表中英文声明，表示与国内所有亲属断绝关系。

她对大纪元说，这令她体会到，“任何对这国家、城市努力付出，推动民主的人，它（中共）都会这么血腥对待他们。”中共的残暴更令她坚信，“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像我一样”。

民企在中国为何朝不保夕？

早在2015年，王瑞琴发表《对民企生存环境的思考之民企十痛》中提及，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省份甚至超过了80%，贡献了2.19亿的就业人口，但有“十痛”令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企业经营者陷入困境。

“在中国做民企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在大纪元专访中，王瑞琴列举了当今民企的困境。“首先，民企在法律层面跟国企、央企，甚至是外企，都不是平等的。得不到保障不说，所有（政府）部门遇到民企，马上就会变个脸，一定是吃拿卡要。”

“共产党的税特别重，还重复收税，如果你不漏税，勉强能维持个平手（不赚不赔），如果你想赚钱，这个制度本身设计了很多漏洞，故意让你钻空子，目的是逼良为娼。”

“包括税务、消防、环保、卫生防疫站，所有部门都会来骚扰，这个政府上上下下，所有体制内的人，都想尽办法从民营企业捞钱。他们不可能从国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去捞，他们敲诈的对象，主要就是民营企业。”

“因此，企业50%以上的精力，都是用在和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疏通关系，真正管理企业的时间不多，业主5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拉关系上了，这是中国企业的基本特点，不然他难以生存。”

“一些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些小夫妻店，他们特别值得关注和同情，有些夫妻胼手胝足，却毫无保证。在中国任何人、找任何理由，都可以把你（企业）封了，要解封就要花很多钱。”

她提到，媒体对民营企业的报导，也是充满偏见，“不正面报导民企怎么胼手胝足，如何艰苦创业，给社会带来贡献，带动经济发展，尽是抹黑歪曲民企怎么漏税、官商勾结等。”她质疑，“为什么会官商勾结呢？行贿，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觉得中国（中共）政府的每一个官员，包括公检法司，所有的官员，用尽手里一切权力手段，敲诈勒索民企。”她提到，像她这样坚持不行贿的企业家，在中国其实不多，她也因此付出相当的代价。

总结30年的经验和观察，王瑞琴认为，“中共对民营企业是排斥、抵触的，只是因为国企太腐败、无能、低效，不得已才开放民营企业，但中共根本上是不欢迎、不信任民营企业的。”

正因为民营企业朝不保夕，所以一些民企会透过政协或人大身份自保，“可以多一个政治光环，多一种身份保障，如果发生任何事情，至少有一个程序，首先要把你政协委员的资格剥夺掉，才能进行逮捕。多了这个流程，就多了一点时间准备，也因此具有吸引力。你说这民营企业多可悲啊！”

中共信用破产吁民企挺身支持民主化

她提到，许多产业都没有民二代、民三代，这都是政府造成的，“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主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棒，其实也包括我。”多数企业家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保障、如何把资产转移出来、如何更好的移民，“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做投资了。”

“中国不民主化，民营企业就没有明天，永远是待宰的羔羊，永远是被割的韭菜。”她想再次呼吁民企，“我们应该更多地站出来，对所有推动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人们和机构，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

“中国（中共）政府信用破产了，无论你说什么，企业也不相信了。”她提到，圈子里盛传，“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和各领域的成功人士，都对这个社会有个深刻的了解，（都和我）有共同的看法，差别就在于他们敢不敢说，和能不能说。”

王瑞琴相信，中共这个体制已经腐败至极，“这个体制已经腐败到家，已经烂透了，官员的升迁都是靠花钱，各级干部上任后，就是一个字‘钱’，就是捞钱。”“而民营企业面对的现实就是痛苦，关起门来都是牢骚，背后都是骂娘，骂这些官员。”

她提到，“这体制内相当多的官员、各级领导也好，他们其实内心也很清楚，这国家正在快速地滑向灾难。”

2020年瘟疫、洪灾不断，共产党官员有特供、加薪，不受影响，但对于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来的基层百姓、民企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很心痛啊！”现状促使王瑞琴站出来，大声疾呼，认清灾难的源头——共产党这个体制的危害。

来源：大纪元特约记者王凯迪、林芩心采访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