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时任美国前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贝拉克·奥巴马总统面临一个中国难题。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知道中共即将推举一名新领导人，但他的顾问想要更好地了解这名预计将掌权的人——习近平。这似乎是一项适合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工作。

习近平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与拜登级别相当，自然也是应当与之对话的人。除此之外，奥巴马及其顾问还希望拜登的迷人魅力以及与外国领导人数十年来的互动经验，能让他穿透习近平官方照本宣科的表象。

据前美国官员表示，自2011年年初开始的18个月里，两人在美国和中国至少见了8次面。他们举行正式会晤、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国乡村学校投篮，在仅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私下共同进餐的时间超过了25个小时。曾多次出席会谈的顾问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说，尽管有时候因为引用难以翻译的爱尔兰语诗句，让他的普通话译员十分狼狈，拜登仍然与这位中共领导人迅速建立起了“私人关系”。

“在立刻拉上私人关系、让习近平敞开心扉方面，他非常在行，”罗素说。数名奥巴马顾问接受采访时表示，拜登得来的见解——尤其是他对习近平威权主义意图的分析——为奥巴马后来的举措提供了依据。

川普在与世界打交道时采取了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安，对他们而言，拜登的卖点不仅是他的政策方针，还有他长期结交、说服外国领导人，有时会与他们对峙的经历——他自己也许会称之为非正式外交风格的力量。“我与目前世界上所有重要领导人都打过交道，他们都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去年12月，他对支持者说。

负责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布雷特·麦古尔克(Brett McGurk)说，通过采用“战略上的同理心”，拜登一直在进行有效的外交。

拜登在外交政策方面是个实用主义者，而非意识形态倡导者。他的看法一直跟着民主党主流走。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十年里，他是出了名的鹰派，但近年来一改往日观点，对外国干预抱有疑虑。据接受采访的20多位现任和前任外交官称，他没有给出宏大的战略，而是从他多年在参议院迎来送往的磋商氛围中得出了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其根本信念是，了解别国的领导人，同了解其国家同样重要，按照前拜登顾问、后来任职国务院发言人的詹姆斯·鲁宾(James Rubin)的说法，这种了解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他们需要什么”。

“这极具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风格，”前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曾多次出席与拜登会谈的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说。

然而，习近平明显在挑战这种方法的极限。拜登的记录中欠缺对这位中共领导人可能成为“恶棍”的公开警告，如今他作为假定的民主党候选人，就是这样形容习近平的。此外，随着美国与中共关系愈发恶化，拜登正面临着棘手问题：他为何没有做更多的工作，让奥巴马政府制定强硬的对华策略？“战略上的同理心”为何没有配合更多的战略眼光？

川普的竞选团队正是在利用这一点，把拜登与习近平的外交往来当成武器。在拜登热情洋溢地谈论与中共的友谊及合作的背景音下，一系列的川普竞选广告展示了拜登与习近平碰杯的场景。拜登的竞选团队称，这种来自一名自己就多次赞扬习近平是朋友和“伟大领导人”的总统的批评很是荒谬。但这种攻击属于川普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其目标是指责拜登是“中共傀儡”——一个误读了中共和习近平的华盛顿建制人物。

拜登的批评者坚称他对私人关系的着重毫无效果，他们说这种做法掩盖了判断力和原则的缺乏。“他声称各国领导人告诉他，他们支持他的竞选，这一点并不足为奇——他们希望能继续吃美国的午餐，”川普竞选发言人蒂姆·墨托(Tim Murtaugh)说。他指出拜登曾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授权，并且说他曾支持过对古巴采取“绥靖政策”。

拜登的外交风格的效力——以及在任总统期间能有怎样的运用——是很难衡量的。作为一名参议员，他没有带来任何标志性的外交政策立法，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策略。作为副总统，他基本扮演的是推动政策和奥巴马顾问的角色，无法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后来的约翰·克里(John Kerry)相提并论。

在一则采访中，拜登被要求举出其外交政策获得成功的例子，他提出了自己在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反伊斯兰国联盟方面的工作，然而，在这些项目中，都是包括克里在内的其他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老实说，我想不出在哪失败过，”他说。

“比如，”他顿了一下后，接着说道。“我可以举个例子，但我不觉得这对我有多大好处——尤其是如果我当选之后，那位领导人还在的话。”

从威明顿到莫斯科

2001年宣誓就任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邀请拜登前往椭圆形办公室。作为一名外交政策方面的新手，布什想对世界各国领导人有一个了解，他很快就要与这些人打交道了。拜登后来写道，这位新任共和党总统“有那么多专门搞政策的人可以和他谈，但他却想和另外一个曾和这些领导人坐下来对话过、也许能解读这些人性格和动机的政治人士聊聊。”

拜登的政治标志是蓝领普通人的风格，似乎更适合州博览会而不是国宴。但从华盛顿职业生涯伊始，他就优先考虑外交政策——尽管他更喜欢个人关系，而不是资深外交官的那种书本智慧，后者有时会对他不以为然。拜登常说，“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979年，37岁的拜登在北京会见了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他后来回忆，亲眼目睹邓小平“对苏联非常真实的恐惧”是很有价值的。同年，他访问莫斯科，与包括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内的克里姆林宫官员进行核武器谈判。一名高级官员对苏联坦克数量闪烁其词后，拜登说了一句粗俗的话作为反驳，被译员做了淡化处理，翻译成“别想煳弄老手”，他后来写道。

1987年，宣布竞选总统后，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火车上向人们招手。

1988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拜登认为自己是外交专家。“我对这个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地位的了解，比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外交中的个人亲密关系”惊叹不已。

退出那场竞选后，他利用自己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日益增长的资历，提高自己在全球问题中的地位。他曾反对1991年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战争，但几年后，他又是少数敦促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巴尔干采取军事行动的人之一。

拜登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与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会晤中形成的。拜登回忆说，1993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会议上，他对米洛舍维奇说：“我认为你是个该死的战争罪犯，你应该作为战犯受到审判。”（当时的具体用词一直存在争议，不过在场的鲁宾说那次会晤是“我见过的美国人对外国领导人最激烈的拷问”。）他认为米洛舍维奇是“恶魔”，他后来写道，美国应该轰炸塞尔维亚部队。

2008年，奥巴马选择拜登作为竞选伙伴——部分原因是奥巴马本人缺乏直接的外交政策经验——这就和拜登的共和党对手萨拉·佩林(Sarah Palin)拉开了巨大差距。为了说明这一点，拜登的办公室公布了一份“不完整”名单，列出了他在职业生涯中会见过的约60个国家、近150位世界领导人——包括9位以色列总理、6位俄罗斯领导人、5位德国总理，以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奥巴马的这个选择无视了他的竞选伙伴在2002年伊拉克战争中的态度，而当时已成为民主党主要的强硬外交支持者的拜登，现在却说他后悔了。在那之后，新任总统让拜登负责监督战后的伊拉克，他对助手说，“他了解那里的各方势力。”

奥巴马的外交官

拜登和奥巴马是一对奇怪的外交搭档。一些外国领导人认为总统过于冷淡、不可亲近，而拜登——他在乌克兰和拉丁美洲也发挥了领导作用——充当了一种解药。

“拜登在打电话时，会像个参议员那样，在头几分钟里只谈论对方的生活，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家庭怎么样，”前奥巴马外交政策高级助理本·罗兹(Ben Rhodes)说。“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夸耀自己知道马苏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每一个孙辈的名字，”巴尔扎尼是一位有很大势力的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他的意思是：因为我知道他所有孙辈的名字，我就可以让他做一些困难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这和奥巴马正好相反，”罗兹补充说。“他一般都是想马上开始说正事。”

曾担任反伊斯兰国联盟特使的麦格克回忆说，在土耳其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一度陷入癌症恐慌时，拜登经常问候他的健康状况。麦格克说，这种方式让拜登可以更轻松地驾驭困难的对话。麦格克曾在川普政府任职，但在总统从叙利亚撤军后辞职。

2016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与拜登交谈。

对于拜登来说，这不仅是个人风格，而且是一种哲学——这曾经“让正牌外交官抓狂不已”，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现任外国领导人中，与拜登交情最老的朋友之一是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两人相识几十年，从未停止过争论。根据拜登的一位助手所说，有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在办公室里摆放了拜登的照片，上面写着：“比比：我不同意你说的一切，但我爱你——乔·拜登”。

拜登在2010年3月访问以色列时得知，内塔尼亚胡的政府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人批准了1600套新住房单位，公然违反美国政策，这让两人的关系面临考验。白宫官员大为恼火，有人认为副总统应于当晚在参加预先安排的内塔尼亚胡家宴之前离开该国。

拜登留了下来，认为他可以与以色列领导人理论，并在晚餐时谴责了内塔尼亚胡，后者把责任推给了一名擅自行事的住房官员。“比比找了各种说辞，”同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说。“拜登只是翻了个白眼，说了几句话，大概意思是，‘比比，拜托——我是乔。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内塔尼亚胡同意推迟住房建设，眼前的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罗斯说，拜登的方法“建立了信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些强硬的话——而不是建起一堵墙”。

“直率而不失礼”

从很久以前他与米洛舍维奇的过招就可以看出，拜登也可以针锋相对。

这一点在川普的弹劾期间被以一种令人不适的方式利用。2015年，拜登威吓乌克兰领导人解雇一名腐败的联邦检察官，以此作为获得10亿美元美国贷款担保的条件。拜登在2018年公开露面时说：“我看着他们说：‘还有六个小时我就要走了。如果检察官没有被解雇，你就拿不到钱。’”川普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利用这些言论来暗示拜登的行为不当。

拜登与维拉基米尔·V·普京在2011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晤。

拜登显然很喜欢讲述这些故事：他经常说起2009年在莫斯科与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会晤的情景，当时普京任总理。在会晤中，他把手放在了俄罗斯领导人的肩膀上，说：总理先生，我望向你的眼睛，我认为你没有灵魂。”或者是2004年在利比亚与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的会面（拜登如今回忆说他是“我对付过的最奇怪的家伙”），当面称他是“恐怖分子”。

巴基斯坦外交官哈卡尼回顾了2009年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一次会议，当时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暗示美国将会放弃阿富汗，因为美国人不敢在那里作战。哈卡尼说，这一言论使拜登“大为恼火”。他大发雷霆：“别以为我们怕过！”。据哈卡尼称，扎尔达里对此印象深刻，但没有感到被冒犯。

哈卡尼现在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名高级研究员。他说：“他可以直率而不失礼，这在外交上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但是，布什白宫的国家安全助手、同在哈德逊研究所任职的迈克尔·多兰(Michael Doran)表示，拜登曾以他出了名的失态举动触犯盟友，许多外国领导人认为他不可靠。

多兰说：“将拜登的人际关系和经验宣传为其优势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他多年来的标准说辞，但如果人们不信任他，那将毫无意义。”

另一位保守派共和党人约翰·P·汉纳(John P. Hannah)更愿意往好了看，他曾在三任总统的政府中任职，并担任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国家安全顾问。

“我发现，大多数总统上任都是通过以纯粹的个人魅力或个人历史来夸大自己的能力，以确保获得更好的外交结果，”汉纳说。“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总的来说，如果已经与其他领导者建立了这种关系，是完全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对习近平的新见解

拜登说，与2013年成为中共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的会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聪明人，”拜登说。“他会问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

拜登说，习近平询问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州长的权力，以及美国总统对军事和情报机构拥有多少权力。他说：“因此，我的结论是，他非常想做自邓小平以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实际控制政府，而不仅仅是政党。”此后，习近平渐渐露出一名严酷的威权主义者的面目。

在最初的交往过程中，拜登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以“开放和坦率”打动了他的朋友。

民主党在2月份的初选辩论中就外交政策展开辩论。

如今，随着中共领导人的全球声誉恶化，加之川普施加了政治压力，拜登在谈论他时使用了较负面的口吻。

拜登在2月的民主党辩论中怒斥这位昔日与他对话的领导人：“这是一个身上全然没有任何民主意识的人。”他说。“这人是一个恶棍，实际上他在‘再教育营’——就是集中营——里关押了100万维吾尔人。”

尽管如此，在接受采访被问及他现在如何看待习近平时，拜登似乎在走外交钢丝。起初，他说回个人轶事，回想起他在2013年曾告诉习近平，美国的轰炸机将“直接飞过”被中国宣称为军事空域的太平洋争议水域。习近平问奥巴马政府官员为何总是将美国称为“太平洋大国”，这一措辞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冒犯。他回顾了当时的回答，作为自己的威风气概的展示。

拜登说：“因为我们就是。”

拜登说：“然后他看着我说，‘好吧。’就这么看着。‘你说对了。’”

拜登继续表示，对于1月在武汉暴发的新冠病毒，习近平对中国最初的掩盖反应负有重大责任，许多专家称，这浪费了全世界宝贵的时间。拜登说：“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所有这些都可能预示着两个男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不过拜登不愿再说更多。

他说：“上帝保佑，我有可能不得不要跟他打交道，我需要留一些后路。”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