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多到 大陆见识。自从改革开放，人民生活进步了多少。香港人不应固步自封。今天香港占全国的GDP不到3%；回归前，香港可是全国GDP的27%呀！」蓝朋友如是说。我简单的回应是：「不是3%对97%的肤浅比较，真正问题是，当3%不稳，对余下的97%会有多大影响。」

过去30多年，中共都在喧哗，一时说上海会超越香港，一时说深圳会，一时又说要在海南、澳门、前海等自贸区搞甚么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实情是，一国两制这条防线，不仅捍卫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亦容许中共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同时享受到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换句话说，当香港失去了国际认同的特殊政策地位，一国将要倒退回封关锁国的艰苦日子，中国亦要独自面对自身沉重的社会负担。

「香港人不要自视过高，好吗？」我相信，不少蓝朋友会觉得是因为有中国大陆对资本的需求，才造就香港今天超乎现实的经济繁荣。无疑，香港整体就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寻租经济，而背后最主要是因为中共不能放弃透过封闭，建构对社会和经济的绝对控制。

50年不变本来是指制度上不变。曾几何时，我们以为承诺是为了让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安心。经过30多年来的观察，我相信中共不会有如此的好心肠。若然一国两制对中共没利用价值，最初根本不会开出这样的条件。也有人相信，一国两制是两岸和平统一的筹码，但就连中共也对和平统一失去幻想，就再没有必要保守一国两制的承诺。

别忘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香港一直所扮演的角色。由最初国企改革，让红筹和国企借上市得到资本，到后来银行金融业改革，以及过去十几年来在港融资的大陆企业，香港，一直是中国半开放式市场的唯一活门。坦白讲，若然中国可在转眼间变成自然开放的社会，可能香港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或许香港人的身份也只是殖民地历史的一个附注。

在改革和专政的矛盾中挣扎

历史没有如果。当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有一定的时空背景。清朝早在雍正年间颁令禁烟，但实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雍正颁令到鸦片战争期间百余年，清政府沿海地方官垄断鸦片进口，甚至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家族，也从事鸦片进口。当朝廷命官家族亦参与鸦片贸易，难怪外商以为1838年的禁烟令只是行礼如仪。所谓鸦片战争，远因是清廷因流失白银而趋向保护主义，但触发点是天朝自居的第一代战狼外交政策。最终赔款亦只是赔偿烟商损失及战争开支，属当时的国际惯例。至于五口通商，也不可以算是丧权辱国；割让香港岛，反而是当时清廷和英国政府最不关心的一件事。

事实上，晚清最后50年，清帝国不但没有根治鸦片问题，甚至成为了种植国和出口国，一直到民国时期，禁烟仍是政治议题。反之，清帝国与英国的关系，亦不见得是敌对；至少英国人赫德爵士在清廷官拜总税务司，开拓财源处理困境，亦某程度上延续了清的国祚。

外敌环伺，战败并没有直接拖垮清帝国；反而是自身制度缺陷、既得利益的不思长进，以及汉人地方武装势力的冒起，才是清帝国最终走向覆亡的原因。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总有一定的韵律。封闭政权在最后阶段，必然在改革和维系专政的矛盾中挣扎。由80年代末至今，中国其实一直徘徊在同一个困局。无论过去经济增长如何澎湃，封闭制度必然导致分配不均与既得利益之间的内部矛盾。香港当前面对的问题，虽然只是大气候之下的小风波，但已经足以让我们窥视到未来历史的路径。

作者：利世民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