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图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司斯考特·奇夫教授(Scott Kieff)。图右:伯曼事务所律师马修·摩尔(Matthew Moore)。(SOH图片合成)
继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伯曼律师事务所(Berman Law Group)3月12日提起向中共索赔疫情损失的集体诉讼案以来,全球50个国家的民众和政府已经或者正在准备类似的起诉案。代表该诉讼案原告的伯曼事务所律师马修·摩尔(Matthew Moore)在6月3日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透露,一个针对中共恶劣行为的全球性联盟正在形成中。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司斯考特·奇夫教授(Scott Kieff)则表示,起诉中共案目前吸引了许多美国法律界人士的参与。
这场主题为“2019冠状病毒(COVID-19)与起诉中共和中国政府”的研讨会,是由全美最具影响力的法律组织之一、联邦党人法律和公共政策研究学会(简称: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所主办的。这个组织成立于1982年,主张依据文本主义或原旨主义来寻求改革现行的美国法律。
伯曼律师事务所在3月12日在佛罗里达州南区提起了第一起针对中国政府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后,对诉讼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中国共产党”(CCP)和“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卫健委”为被告。美国其他各州也接连发起诉讼。
研讨会围绕中国共产党是否享有主权豁免权,以及中国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是否属于《外国主权豁免法》所规定的主权豁免的例外进行讨论。
摩尔律师表示,到6月3日为止,疫情已经导致美国4千2百万人失业,10万8千人死亡,经济损失以数兆美元计。“用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来解释这些是不足够的。不管是以政治手段、还是法律主导的方式,我们都得指出:中共是导致这一切的源头。”
摩尔说,自从提起诉讼案之后,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据浮现,更让他深信,一定要采取行动让中共负责。3月11日他们提交起诉状时,对于病毒的起源,基本上集中在华南海鲜市场,而他们当时就已经开始怀疑跟武汉P4病毒研究所有关。而现在,“只要谈起病毒起源,就不可能不提那个实验室”。
摩尔律师还特别提到德国工程博士王维洛提供的证据,包括武汉病毒从2019年12月开始爆发的时间表和中共官方发给武汉病毒实验室禁止他们发声的通知、以及“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如何被卫健委人为“瘫痪”的事实:“这是外界很少报道的事,就是在2003年中国爆发萨斯后,中共花了数亿元建了一个‘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一旦有5个病例输入,就会启动自动报警。王博士提供了具体的细节,证明中共如何有意地不让这个系统起作用”。
他说,除此之外,王博士提供的证据证明“中共还积极地隐瞒疫情、在12月底已经知道这个病毒的严重性时却没有及时警告国际社会”。
在5月份修改起诉书的时候,伯曼律师所把“中国共产党”(CCP)也加入到被告行列,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因此不应该享有外国主权豁免。
摩尔律师表示“《外国主权豁免法案(FSA)》的第1603条明确说明,只有国家政府、政府下属机构、政治从属单位才能享有豁免权。如果你去看中共以及它的发展史,从来没有人说它是一个从属单位、下属机构。相反它是高于中国政府的。”,他说,关于这一点的判断和观点,将在美国法庭上第一次得到审理。
如果退一步,摩尔律师也认为起诉中共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中共及其它被告都符合“外国主权豁免”的例外,这包括第1608条商业活动例外和非商业侵权例外,以及第1605条B款的例外。
“不论是从野生动物市场角度、还是病毒研究所的角度,中方在其运作中就跟任何其它市场参与者一样。它在价值750亿元的野生动物市场中饲养和售卖动物,中科院积极地宣传它与外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在制药和智慧产权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的制药公司的合资企业。两者都表现的跟私营企业一样,而它们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对美国的伤害”。
摩尔律师说,有关非商业侵权的例外,指的是,中共在已经知道武汉病毒的严重性之后,还允许500万人离开武汉,其中有些人就坐飞机来到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成为携带病毒的定时炸弹”。这相当于“外国政府(即中共)没能警告它已经知道的危险”,而符合“外国主权豁免”的例外。
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享有主权豁免权,以及中国政府在疫情中的作为和不作为是否属于《外国主权豁免法》所规定的主权豁免的例外,在首个诉讼案提起后,就引发了美国法律界的关注和讨论。
维利瑞银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律师塔提亚娜·莎娜提(Tatiana Sainati)同意应该寻找方法向中共当局追责,但她不确定法律途径是最佳方法。“因为不容易证明中共和中国政府不是一体,”而绕过“外国主权豁免”。
对此摩尔律师说,“我了解外交的微妙性质,但中共在处理病毒问题上它都没有很细心,我们的回应也没有什么好微妙的。如果现在还不回应,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他认为这次的大流行病已超越了对“外国主权豁免权”的传统看法,它本身的设计不是为了针对这次疫情中所发生的事。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研究教授奇夫(Scott Kieff)则建议,可以开阔思路,采用更多层面的、更有创意的一些途径。“比方说,已有很多国际法和法庭专门针对这种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复杂案例,美国民众可以把中共告上国际法庭。”
在回答与会者提问时,摩尔律师透露,他们收到来自47个国家的律师楼和个人的咨询,在他们是指导和参与下,意大利已经向中共提起类似的起诉,加勒比海正在准备起诉。伯曼的律师团正在与一些准备提起诉讼的人沟通,他们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他说,“很显然,一个针对中共恶劣行为的全球性联盟正在形成中。”
奇夫教授补充说,据他了解,目前美国的法律界很多人都在参与起诉中共相关的案件,包括学术研究、策略咨询等等。他说,除了摩尔律师提到的国家,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的一些商业人士也都在考虑起诉事宜。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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