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因为国际追责中共隐瞒疫情，武汉肺炎疫情危机疑加剧中共高层内斗。中共两会前后的敏感时刻，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与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病毒来源问题相继改口，前后自相矛盾。王延轶与高福被指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马仔。另外，在病毒来源方面成为焦点人物的武汉病毒所副主任石丽也受访。这背后均被认为有高层内斗因素。

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罕见受访 就病毒来源改口

中共两会期间，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5月25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介绍了国内病毒溯源进展及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调查等疫情情况，否定了自己在。1月初的说法。

高福说，自己在1月初曾经到武汉亲自采集了一些标本，提取的动物样本中没有检出病毒，但包括下水道废水在内的环境样本中，有检出病毒。并且称“海鲜市场本身也可能是受害单位，在这之前病毒已经存在了。”

而在武汉1月23日封城前一天，高福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之后在1月26日，官媒新华社引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介绍说，该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显然，高福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但其公开自打脸的举动背后原因引起怀疑。

因为在过去几个月，外界一直质疑病毒来源是否来自武汉P4实验室的泄漏，中共方面则强调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

香港传染病专家管轶于1月21日至22日率团队到武汉实地勘察，希望可以帮助中国找到病源，并作出预防。然而，他当时抵达当地后，看到武汉卫生防护不但没有升级，市民对疫情也无感，且后来又发现当地已将所有病毒线索销毁。

美国指中共当局早在1月3日就销毁引起武汉肺炎的病毒样本，中共国家卫健委官员直到5月15日才首度回应，辩称当时是对引起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进行管理”，做出销毁在内的生物安全要求。

高福被指是江绵恒马仔 曾暗击习近平

公开简历显示，高福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1986年北京农业大学获硕士学位，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卡加利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2004年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2004-2008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08年至今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2011年4月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2017年7月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7年当选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2017年当选非洲科学院院士。

高福2004年回国担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正是江绵恒担任中科院副院长负责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期间。高福2011年4月、2017年7月先后升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分别是江派要员陈竺、李斌任卫生部长及国家卫计委主任期间。

2月15日11时16分，多家地方官媒突然报导高福涉“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但随后又纠正道歉；官媒也称未在中纪委监委的网站上看到此消息。

就在上述消息出来后，网上出现不少替高福“喊冤”的消息，并且有亲北京港媒放料为高福甩锅习近平。

2月17日，有“消息人士”向《明报》大爆料，指高福1月6日便上报中央要求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但最高层不为所动，反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

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首回应病毒泄漏 推得“一干二净”

除了高福接受采访，5月24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门户网站，都集中发表了有关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在央视海外版环球电视网（CGTN）的专访报导。王延轶改变了说法，矢口否认该所曾拥有RaTG13病毒的毒株。

在采访中，王延轶一开始就对外界怀疑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是从武汉病毒所泄漏的说法矢口否认，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在去年12月30日“才第一次接触到”。

王延轶还针对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石正丽等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抛出的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又进行了一番解释。

王延轶声称，虽然武汉病毒所报道了RaTG-13和新冠病毒(又称中共病毒，COVID-19)基因组的相似性，但其实该研究所只是在对蝙蝠样本进行测序的过程中知道了RaTG-13病毒的序列信息，“但我们并没有去分离和获得过RaTG-13活病毒，所以也就不存在泄露RaTG13的这样一个可能。”

王延轶等于彻底否认了该研究所曾经获得过RaTG13病毒，仅仅承认他们曾发现了这种病毒的序列。

据公开的资讯，RaTG13病毒进入公众视野，最早是通过武汉病毒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在1月23日向《自然》（Nature）杂志投送的一篇研究论文向外界披露的。论文称，他们在7年前曾经从某种蝙蝠的病毒样本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且完成了对该病毒的序列。这篇论文投送的时间点，恰恰是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对外界承认武汉爆发了一种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后的第3天。

根据海外华文媒体报导，39岁的王延轶升迁迅速，从没有行政级别的基层研究员到病毒所所长（正厅级），仅仅花了6年时间。她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的论文只有两篇，在生物学期刊《细胞》（Cell）子刊更只有一篇。

王延轶的丈夫是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2011年曾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外界认为，王延轶获得博士学位后，短时间内就一路晋升，都与舒红兵有关。

自媒体《燕铭时评》披露，王延轶丈夫舒红兵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马仔；江泽民1989年六四上台以后，其子江绵恒进入中科院系统，负责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江绵恒主导改组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医院、及军队医院、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操控生物领域重大研究项目的立项及巨额经费划拨，在医疗生物科技领域形成上海帮政商利益团体；而舒红兵是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中重要一员，被江绵恒安插到武汉大学，间接掌控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一涉及军工生化武器的重要地盘。

另有消息人士披露，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只是前台木偶、小角色，其任职是江绵恒通过中科院系统多个重要马仔操控所致，其背后除了其丈夫、江绵恒马仔舒红兵，还有江泽民家族及上海帮在上海和军队生工系统的重要代理人。

国际追责对象石正丽也受访

央视海外版环球电视网（CGTN）5月26日还发布了对武汉病毒所副主任石正丽的专访。石正丽表示，其团队在2019年12月30日第一次接到新冠病毒样本，当时仍叫“不明原因肺炎病毒”，后来在确定样本里有发现新型的冠状病毒，才将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武汉肺炎”。到今年1月12日，武汉病毒所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但值得留意的是，石正丽提到，其团队目前发现的未知病毒只是“冰山一角”，若要防止新病毒再爆发，必须提前储备药物和试剂。她还说，“这些病毒就在自然界存在，你承认不承认他们都存在。”

石正丽显然在国际社会追查武汉病毒所泄漏病毒之际，试图撇清责任。而据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推特发动10天民调，在1万人的回答中，51%的人相信中共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意外泄漏，24%的认为是故意散播，只有12%的人认为来自大自然。

英媒《每日电讯报》曾报导，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同盟“五眼联盟”（Five Eyes），正在调查病毒源头是否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或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而石正丽正是重点追查对象。

中共内部推责引发权斗激烈 或掀清洗

中共病毒疫情全球爆发，国际正在行动追责中共隐瞒疫情。当下与病毒来源相关的前述中共官员相继受访，似乎显示中共内部上下各方还在推责互搏中，疫情危机加剧中共高层内斗。

5月26日，大陆《财新网》报导，疫情暴露出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中共政协会议上，监测预警及应急能力不足、公共卫生人才缺失、基层防线难守等问题备受关注，改革呼声极高。多名政协委员提及，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改革重心侧重于医疗，公共卫生建设始终是个很少触及的难点甚至盲点。

5月24日下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审议。大陆媒体报道中突出习近平强调“整体谋划、系统重塑、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5月22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上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承认，“在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

5月14日，中纪委通报，第五轮巡视进驻32家单位，各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月左右。此轮被巡视单位除了遭遇新一轮清洗的政法系统、江派常委王沪宁操控的多家党媒报社外，还包括中共两家医疗卫生系统机构，国家药监局与中国红十字会。

之前，5月6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力。”

《燕铭时评》分析认为，种种迹象显示，江绵恒为首的上海帮生工圈长期操控的中共医疗卫生系统或正面临清洗。

（编者按）导致武汉肺炎爆发的病毒是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真相致使疫情在全球扩散。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及全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中共不是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国，因此，中共治下出现的这种病毒应叫“中共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