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回顾武汉1月23日突然“封城”以来,毫无准备的千万居民困在中共病毒飞传的绝境,患者挤不进医院就诊,只能自生自灭;医护人员缺乏防疫装备接连倒下……图为清明节期间,死者家属纷纷通过自己的方式祭奠死者
一场瘟疫浩劫,让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遭难,也让全世界遭难。中共隐瞒疫情,致使多少生灵涂炭!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事实。中共还在继续隐瞒,但更多的事实不断公开,媒体、各国机构、勇敢的爆料人,正在揭示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祸。这里仅整理记录了部分已知的真相,并将继续补充新的真相,要把这惨烈的真相,传递给每一个人,传递给子孙后代。
本篇记录的是2020年2月下旬的部分事实,更多的真相仍然有待揭示。
2月下旬疫情趋势
2020年2月下旬,患者仍然大量死亡,仍然无法得知死亡的具体数字,也无法得知多少没有被计入武汉肺炎的死亡名单。同时,中共大量隐瞒确诊和死亡数字,有症状的患者也不一定能得到检测,大量隐秘的隔离点没有公开,也不被统计。
疫情继续蔓延,中共却强力要求复工,人为制造拐点,大量让患者出院,结果屡屡出现出院患者复阳。中共自始至终没有把的主要精力放在有效防疫、抗疫工作,各级官员继续欺上瞒下,草菅人命。武汉医院医疗物资继续匮乏,医护感染大量发生。疫情继续在中国大陆各地扩散。
2月21日
2月21日,湖北《督查日报》披露,“截至20日24时,硚口区一般发热患者居家观察368人,密接人员居家隔离1,357人。汉阳区一般发热患者居家观察273人,密接人员居家隔离362人。江汉区和江岸区反映,其他发热患者和密接人员全员集中收治还存在一定困难”。这些都不在住院和方舱医院的统计确诊病例中。
同日,武汉当地《长江日报》刊登的对外通报中,新洲区是武汉全市13个区中疫情最轻的一个区。在新洲上班的东北人王先生对大纪元说,“现在(官方)确诊的是这个数字,但还有很多人没被确诊,我的当地朋友告诉我,现在是一个人感染,这个家就基本完了,好多一家一家地死,可多了”,“我是外地人在新洲上班,我们在家待了一个多月了,不能出去,严重到每天会有很多人感染,每天都有可能死人,因为传染很严重,出门口罩、护目镜都得带上”。新洲邾城街道一所学校的值班门卫告诉大纪元,“邾城街不大,截止目前一共有三百多人确诊了,也不算少,好吓人的,我们周边也有蛮多的”。新洲当地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向大纪元表示,新洲当地的疫情“很严重”,“中央有个标准,要武汉、湖北新增病例为零,而且要连续14天为零”。阳逻街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阳逻)还是封闭的状态,小区都封了,购物也是团购,超市也不接待个人了,都不能出门,疫情不轻松,每天都有确诊的,都有增加”。旧街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也说,“疫情没有减轻,也没有控制住,不断有新的确诊病人,所以现在不能自由进出,其实全武汉市,从城市到农村情况都比较严重。”
同日,中共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负责人何平在新闻会上公布,湖北、山东、浙江5个监狱爆发疫情。
同日,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公告表示,一名居住于锦江区望江锦园的武汉肺炎患者,出院回家隔离的第10天,接受核酸复检的结果再次呈现阳性。
2月22日
2月22日,旅居海外的蒋小姐告诉大纪元记者,她从内部渠道获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本院和东院(光谷院区)这两院加起来,职工和家属至少有五百多人感染了,都是有名有姓的。湖北省人民医院,又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属于湖北省的三甲医院,与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是湖北省最好的几家医院,也是此次防疫的指导医院之一。蒋小姐说,“他们不上报的,自己把自己的人隔离治疗,报多了丢官,报少的领功请赏。他们有足够的条件,有各种楼。最近把他们关在眼科大楼,上面五层全部用来做隔离,现在不够了,又把外科大楼放出来,再来收家属和职工”。记者查询发现,2月3日,武汉大医院的医务人员感染数字首次在网络曝光,显示湖北省报告15例以上确诊医务人员病例的医院有15家。武汉协和医院感染人数最多合计262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排在第二,总计194人,首次发生感染时间是1月10日。
同日,大纪元报导,武汉硚口区小芳的奶奶,82岁,有心脏病史。13日,小芳以为奶奶老毛病发作就医,做CT检查时拍出肺部感染,高度疑似武汉肺炎;18日做核酸,结果还没出来,医院不收治。小芳的奶奶每天打完针只能回家,“奶奶现在已经坚持不了,早上七点又发病,全身发抖,等不到核酸结果医院不收”。小芳说,“肺部CT出来之后,一直在吃抗病毒感染的药,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19日打完针已经到凌晨一点钟了,但是凌晨四点钟就开始发作”。小芳哽咽的说,“实在没办法,到处打电话,包括社区120电话都打遍了。120说只能够带她到门诊,但门诊去了好几天了,都没有效果”,“我感觉她要陷入昏迷的状态了,没什么力气了,像这样子,我们真的很没办法”。她几近绝望地说,“现在可能只有进医院才有可能救治,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她相当疑惑,“18日国家就发布了,不允许武汉这边有一例居家的疑似或是确诊的不收治,但是我奶奶从13日开始就已经是高度疑似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什么我奶奶还是没办法收治?”“早上打了区政府电话,区政府推给街道办事处,街道推给社区”,“现在我只能求助社会,帮帮我奶奶安排医院住院治疗。”
同日,北京昌平的陈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情况确实很严重,现在大家都很紧张,“那个胡同口都装了门,路上就设了关卡,严防死守”。陈先生指出,“惹这么大的麻烦啊,这都是当初国家疾控中心敷衍了事,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麻痹了武汉的人民,这罪行不是工作疏忽,这简直是罪恶”,“没有办法,我们尽量防备,但是一旦到了失控的地步,我估计没有人能逃脱,包括那些歌功颂德的,他们也难逃一死”。陈先生说,“现在最严重的是西城区、东城区,现在中关村也有不少了,有个别医院,说是友谊医院,有一名孕妇隐瞒自己的病情,使得这个医院被感染了”。陈先生也提到,“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安慰疗法,各种医生,用各种药方在那里尝试,不断地试,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的”,“美国的瑞德西韦,疗效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不让你知道。美国要派专家来,不要,美国要帮助调查,不让进”,“我们现在就是苦苦地等着,病人也是苦苦地等着。大多数病人都是靠着自身的免疫力,免疫力扛不住的,也就是眼睁睁地死了”。他说,“你想,湖北医院的院长都死了,他能不抢救吗?可见现在基本上病了就靠你自己,没有特效药”,“(中共)一贯如此,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消息,不然我们全蒙在鼓里,还是有很多人传递了很多国内国外的消息,但我们只是听说没法验证”,“要不是他们这样忽悠老百姓,那病情能到那么大吗?”他愤怒的说,“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外交部华春莹在2月3日外交记者会上说,自1月3日起,30次向美国报告疫情和治理办法,中国人民怎么不知道啊,你对内怎么一点疫情都不透露?”他说,“对国外30次通报,对国内连说真话都捉去训诫,你们是对中国人民负责,还是对美国人民负责啊?高官厚禄,干了什么?”“医生之间互相交流一下疫情,你居然把他们抓去训诫,这8个医生都是业界的翘楚,你一个警察有什么资格训斥他们啊?为的是掩蔽真相”,“这些人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他接着说,“灾情还没结束,就开始歌功颂德了,我说,无论你们把老百姓人民蒙蔽起来,你们不会觉得尸位素餐吗?不觉得无地自容吗?罪是你们犯的,你还出来当英雄?这什么东西?”陈先生还提到,“政府为了稳定人心想尽了办法,其中一条就是数字进行压缩,从我来看,政府的数字可信度不高,为什么?武汉社区的检验是画指标,你这个地方给你一个两个指标”,“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他只做一次测试,而其他的人却没有测试的机会,没有机会怎么能够把这个人头算进去呢?不就是巧妙地隐瞒了人数吗?而最后责任绝不在你这儿,你的责任是(算到)社区(头上),是你(社区)没有把人数报上来,而我没有错,你给的人家多少机会啊?”他还说,“他所谓把权力下放到基层,你这个权力人家没办法行使,基层有什么办法呀?要有房子,还有医院,还有医生,还有专业人员,都没有,你下放给他们权力,你不是给权力,你是推责任”,“中共是一个一元化的(体制),只对领导负责,不对事实负责,也用不着对人民负责,这才是根本的问题”,“捂住你的嘴,堵住你的耳朵,让你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如果还要延续,还不改过来,将来的危险就在不远处。”
2月23日
2月23日,大纪元获得一份朝阳市卫健委2月23日发给辽宁省卫健委的机密文件,说朝阳市卫健委按照辽宁省卫健委通知,要求朝阳市交通局、凌源市政府办公室、北票市政府办公室、龙城区政府办公室、双塔区政府办公室、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建平县政府办公室等相关人员,销毁有关武汉肺炎文件数据,并对接触过数据的人员进行逐一排查登记,并签署《保密承诺书》。
同日,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文军,在执行医务期间感染病毒去世,终年42岁。武汉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夏思思(女,29岁)因感染武汉肺炎去世。
2月24日
2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组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调查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说,“我没有去过武汉医院任何‘脏区’(Dirty Area)”,引发外界一片哗然。世卫组织的网站上描述,2月16日至24日的调查,是由25名中外专家组成的WHO中国联合任务,由WHO的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和中方的梁万年领导。艾尔沃德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顾问,梁万年是中共“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中共媒体的报导,都是先称“考察组中方组长”,再称“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称,是去中国调查,中共党媒却称,是联合“考察”。调查组25人中,12人是中方专家,艾尔沃德只是WHO的调查组组长之一,无法单独做出决定,调查组能去什么地方调查,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根本没有自主权。世卫组织的网站上说,调查报告中的调查结果,是根据实地访问期间收集的信息和数据,并经相关各方同意后得出的。即调查报告的内容,都经过了中共的全面审查。
同日,国际知名医疗杂志《柳叶刀》刊登两名在武汉的广东医疗人员公开向国际请求援助的呼吁信。公开信写到,武汉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想像的要困难和恶劣。防护设备严重短缺,例如呼吸器、口罩、护目镜、手术服和手套。护目镜是塑料制品、必须在病区经过反复清洗和消毒,(因为磨损戴上)都很难看得清。还有因为需要经常洗手,我们一些同事的手已长满了皮疹、痛苦难忍。由于需要长时间佩戴防护设备,一些护士的耳朵和额头上都长了压疮。戴着口罩与患者说话时,我们的声音会被静音,因此我们必须大声说话。戴着四层手套做事异常笨拙,有时候根本不起作用——我们甚至无法打开医疗设备的包装袋,因此给患者打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节省体力和穿脱防护服的时间,我们在进入隔离病房之前,都会避免进食和饮水两个小时。经常看到有的护士嘴边长满水泡,还有一些护士因血糖过低和缺氧而晕倒。跟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感到无助、焦虑和恐惧。
同日,工信部公布的信息,调运到湖北的医用防护服257.9万件。海关总署统计,1月24日至2月24日,全国海关共验放防控物资20.2亿件入境,其中防护服1862万件,口罩16.3亿只。
同日,武汉大学就读女博士姜某某去世,她在2月20日留下遗书。她的校友、留美武汉女博士罗碧雅(Pia Luo)披露了这份遗书,并接受大纪元采访。她的师妹今年刚刚31岁,是一位贵州贫困大山中走出来的贫困生,曾是贵州省理科状元,被公费派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回到武汉大学读博士,今年应该博士毕业,然而却患武汉肺炎而离世,让罗碧雅悲愤不已。罗碧雅在其遗书的前言中写道:“必须让武汉人民受到的苦难放到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的地方,为了让地球上的物种受到警示,这个灾难降临人间时的痛苦!因为它所到之处,无数人死亡,精神崩溃,无数绝望!我说的全是实情。……不能让武汉人的血白流!”
同日,武汉当局宣布“封城”解禁,很快又称有关通告无效,相隔仅3.5小时。2月26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回应称,24日离汉通道短暂开启,“除之前就报备检测过的需出省就医患者,再无其他人离开武汉市”。根据百度迁徒的数据,武汉24日确实有人迁出,其中迁出目的地前15位均为湖北省内城市。省外城市中,排名第一位的为湖南长沙、第二位为湖南岳阳,第三位为湖南株州。来自湖南长沙的知情人杨浩对大纪元透露,他从湖南省卫生系统某官员处得知,从武汉跑出来的分散到全国各地,各地基层组织都发了紧急通告。其中有1700多人进入长沙了,杨浩还透露,他还得知武汉三个小时放人出来是故意放的,并且提前就有准备,只给三个小时时间,其中包括一些内部关系户。相关单位还开了放行证明,让交通部门给予通告支持,因为路上有要查。但这一说法无法独立核实。
2月25日
2月25日,广东省疾控中心称,广东14%的武汉肺炎出院患者出现“复阳现象”。
同日,新华社报导,四川资阳患者唐某春,长期在重庆打工,从2月2日被隔离,先后8次进行PCR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直到2月24日,唐某春第9次检测,才确诊为武汉病毒肺炎。
2月26日
2月26日,李泽华暗访武汉青山殡仪馆,一个负责招聘农民抬尸工的人走近他,说:“如果今天没有拖尸体就一分(钱)没有……拖第一具500,拖第二具增加200,拖第三具再加200,如果第四具的话就是1100”。直到晚上11点,李泽华才离开青山殡仪馆,焚尸炉还在轰轰作响,殡仪馆的工人还在加班加点。李泽华随后被抓捕。
2月26日,加拿大据Global News报导,基南(Darren Keenan)及妻儿一家三口,在武汉封城前逃离,辗转回到加拿大。过去9个月内,基南一直在武汉教书。基南透露,武汉封城前几个月,就有学生告诉他们武汉市有人得可疑肺炎,学校领导却禁止教师讨论,大家都隐约感到不对劲。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疫情,只要说一点负面的东西,就会被中共威胁和警告。他说,“感觉空气都有些怪异,似乎突然一下子,街上所有人都戴口罩,政府还说没事,但大家心里清楚,政府在撒谎。”
同日,维权网披露,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人权捍卫人士郭泉,因揭露疫情内幕以及持续为疫区人民发声遭刑事拘留,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批捕,羁押南京第二看守所。
同日,中共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一名专家匿名接受大陆《财经》采访时称,当时他们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材料有限,并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受感染,但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事后回想可能有人隐瞒真相。这名专家直指武汉当地“瞒报”、“说谎”。1月底,武汉市长周先旺及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先后在受访强调得到授权才能披露疫情;马国强则声称,2019年12月30日至31日,上报了中共国家卫健委。
2月27日
2月27日,大纪元报导,一名从外地到鄂州中心医院支援的陈医师(化名)诉说他亲身的经历。陈医师说,“死亡的病患非常多,危重患者死亡率高达70%~80%,重症患者死亡率是20%”,“危重病患基本上你全力救治,最后十个能活两个就不错了”。陈医师说,鄂州市常住人口大约有103万,目前从其它省市调派来鄂州支援的医护大约有700至800人,加上当地的医护,目前鄂州市大约有3500位医护人员,“但是还是不够,病人还是很多”,“鄂州中心医院先前大约有将近70医护已经倒下了”,“湖北地区、武汉市好多医护去世了,武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大概有三千多人,但真正的要加上那些检测阴性或是疑似的,估计五千人也不止”。他说,“这次武汉肺炎当然严重,这确实是病人一下多了,它的传染力比萨斯更强,或是因为早期没控制,没有采取措施,病人一下子大量爆发,就造成压力很大。”
同日,江苏徐州的首例武汉病毒肺炎患者出院后,再做核酸检测呈阳性。3天前为他出院举行欢迎仪式的邻居们全部被隔离,波及至少65人。
同日,中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这个病在12月31日就已明确,1月3日就已分离出(病毒),1月7日报送联合国。在疫情早期,已经出现人传人、医护人员感染的现象”。他还说,“疾控中心应该有一定的行政权,有向社会公布疫情的权力”,“做出改变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我们在12月初,甚至是1月初能够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话,我们的病人将会大幅减少;而据我们的估算,要是1月25日后再实施(封城等严防举措),患者将会增加到十几万人”。钟南山还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
同日,大纪元记者采访,武汉的张先生说,现在把学校、酒店全部征用了,一个区最少有几十个隔离点,“我们附近有很多隔离点。中共的强制管理、高压政策下,你出门传染给别人要坐牢、判刑。”
2月28日
2月28日,武汉青山区卓辉(化名)对大纪元表示,他现在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我父母他们还在武汉青山区,最近打电话说,青山区成了重灾区,疫情在当地开始爆发、传开了”,“有的朋友、熟人在重灾区,我平常打电话问他们情况,说那边情况很惨,很早的时候,就是封城的时候,几乎每天至少都要抬一个人出去,所以,死亡人数绝对不是他们(官方)说的那么一点点”。卓辉说,“疫情还没爆发出来的时候,武钢职工医院都已经人满为患了”,“现在那更不得了”,“听说潜伏期还不确定有多长,他们(官方)疫情信息不公开,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防范”。家住青山区的章杰(化名)2月22日告诉大纪元,“现在比较严重,这边钢厂从来就没有关停,控制不住。小区单元隔离,但是上班的可以出来,主要是生产人员,假如有人得病了,就把他周围的人都控制起来,所以,死了多少人,只有官方知道。”
同日,中共官媒《中国日报》专访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被问及病毒是否最早从外国传入?张文宏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个新传染病,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先后。”
2月29日
2月29日,世卫组织调升中共病毒传播和影响的风险,从“高”提高到最高级别的“非常高”。
更多事实,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给予补充。
作者: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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