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绘出新冠病毒的效果图。（CDC）

2019年底从武汉传出的中共病毒（新冠病毒，武汉肺炎，COVID-19），在中共的隐瞒下，如今已扩散至世界各国，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无数人被病毒感染、病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深重的创伤和恐慌。不过，从中国大陆传出在疫情中死亡的名单，揭示出了中共病毒的真正“靶点”，给深陷危机的各国民众带来警示。

截至5月2日，根据各国公开数据，中共病毒（COVID-19）已经扩散至全球217个国家和地区，总确诊病例数量逾320万，病亡数逾23万，致死率逾7%。其中，还有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国家——中国大陆和伊朗隐瞒了真实疫情；据多国专家、机构的研究以及大纪元的调查，中国实际感染与死难者数字可能是中共公布的数十倍。

陆媒“殉职”死亡名单 三分之二是党员

据大陆网民发布的一份死亡名单、对陆媒“抗疫典型”报导的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0日，在这次疫情中“因公殉职”的人员至少有498人，其中，中共党员331人，占比三分之二（约66.5%）。

大陆网民发布的一份死亡名单，对陆媒“抗疫典型”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0日，殉职498人，其中中共党员331人，占比三分之二。图为死亡名单截图。（网络截图）

这些人的职业包括公务员、村干部、警察、医生、护士、保安、城管、志愿者等等。他们“殉职”的缘由，除了极少数是参与一线医务工作，其他都是在执行党的维稳抗疫措施。所以准确地说，绝大多数病亡者并非是“殉职”，而是“殉党”，以身殉党。

图中的42号死者就是被外界称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他的死因标注为“肺炎”，其实就是中共肺炎。另外23号“何辉”也是死于中共肺炎。 （网络截图）

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死因，值得推敲。

除了少数意外死亡、被谋杀或死因未说明外（合计54例），其他多被冠以“过劳病逝”或死于“突发疾病”，合计有412人。而死因标注为“肺炎”的只有32人，该死亡名单中的“肺炎”，实际就是指中共肺炎（武汉肺炎，COVID-19）。例如大陆知名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和武汉志愿者何辉，都是感染中共肺炎病亡，而他们在死亡名单中的死因标注的是“肺炎”。

至于说死因“过劳病逝”或“突发疾病”，一般都被外界解读为是死于中共肺炎。这是因为中共蓄意瞒报染疫和死亡人数，而那些被登报宣传的“先进典型”，如果被公布了真正死因，就会撞破中共谎言。所以陆媒报导的“殉职”典型，死亡原因往往被党篡改为含糊不清的“过劳病逝”或“突发疾病”。

而在这些应该是死于中共肺炎的人群（412+32）中，党员人数为296人，占比依然是三分之二（约66.7%）。

也就是说，仅据对陆媒“抗疫典型”报导的不完全统计，染疫而亡的人群中约有67%是党员。

党员病亡占比是其人口比例的十倍

另据维基百科信息，截至2018年末，中国人口14亿，中共党员人数9059.4万，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占比6.4%。

而在中国大陆的各类职业中，除了警察（非技术岗位）有党员的入职要求外，其它职业一般并不要求是党员。这代表着，在参与抗疫的各类从业人员中，整体上党员比例并不会偏高。

因此，对比上述两个比率可知，中共党员在中共肺炎病亡者中的比例，可能是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占比的十倍以上。

换言之，通过对中共陆媒“抗疫典型”死亡报导和中国人口统计的粗略分析，可以发现一个显着特征，那就是中共党员染疫身亡的可能性，远远大过没有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

民政部死亡名单 曝光党员高病亡率

尽管中共从未公布病亡者的政治面貌等信息，令外界无法对党员和中共病毒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中共却发布了一个可以佐证党员染疫高死亡率的官方数据。

中共民政部称，截至3月8日，53名社区工作者殉职，其中党员占92.5%。（网络截图）

3月9日，中共民政部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3月8日，全国城乡社区工作者已有53名在疫情防控中因公殉职，其中党员占92.5%。”

虽然民政部并未公布“殉职”人员的具体死因，但大纪元分析了同时期的陆媒报导后发现，绝大多数都被报导为过劳病逝或突发病逝，实际上都是感染中共肺炎病亡。

而且，在中国大陆，社区工作者也没有党员的硬性入职要求，所以这一职业中，党员比例也不会显着偏高。

由此可见，中共官方发布的社区工作者中党员92.5%的死亡占比，充分暴露了党员在大疫中的高死亡率。

找到中共病毒的真正“靶点”

尽管中共将党员的高死亡率，作为党“先进性”和“冲锋在一线”的证据来宣传。然而，中共却没想到这会曝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全民都被卷入的这场大疫中，党员高病亡率代表不了党的先进，只反映出中共党员对中共病毒缺乏“免疫力”，是真正的“易感人群”。

中共党员高病亡率，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宣传，而是被中共官方和中国民间都验证了的事实，更是以无数人命为代价拉响的警报，警示中共党员相较于中共组织之外的人群，更有可能染疫身亡。

换个角度看，这个冰冷的事实未尝不是揭开了中共病毒的秘密，它揭示出了中共病毒的真正“靶点”。

所谓“靶点”，在生物学上，是指位于生物体内，能够被其它物质识别或结合的结构。在现代医学中，事先确定药物在人体内起作用的靶点，例如基因位点、受体、酶、离子通道、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就能研发出针对特定疾病的有效治疗药物。

中共病毒，被世卫组织命名为COVID-19，从病原学上看，是β属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高度同源。

现代医学将冠状病毒入侵细胞后，为了大量复制所需要的核心物质——RNA聚合酶，视为最重要的药物靶点之一。目前备受关注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就是以RNA聚合酶为靶点；其机制是当药物进入人体后，靶向并破坏RNA聚合酶，最终达到阻止病毒复制的效果。

然而现实中，全世界的科学家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对中共病毒全力攻关，却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共病毒的神秘特性，导致现有科技难以从分子层面上找到它的真正靶点，进而研发出真正有效的药物和疫苗。

不过，中共肺炎沿着亲共国家一路蔓延的扩散趋势，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死亡名单，都清楚地表明，中共病毒确实存在靶点。但那并非生物学上的靶点，而是更加微观的，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学“靶点”——思想中的共产党因素。

党员（或其它中共组织）的政治身份，遭中共洗脑，或党国不分而产生对党的认同感等思想，都成了中共肺炎更为微观且精准有效的“靶点”，使得中共病毒能够锁定并攻击带有共产党因素的个人，最终带来高死亡率的可悲结果。

主动清除病毒靶点 免疫有良方

其实，就如同科学家找准了药物靶点、就能研发出有效药物一样，一旦人们找到了中共肺炎真正的靶点，认清了招致病毒攻击甚至死亡的真正原因，就能主动地清除生命和思想中的致病因素，转危为安，对中共病毒产生免疫力。

剖析共产主义本质的划时代巨著——《九评共产党》早已指出，中共就是一个邪灵，是共产邪灵。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也公开宣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而中共的入党誓词更是明言，要入党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种誓词，完全不同于任何正常人类政党的誓词，它根本就是一个向中共邪灵献祭生命的毒誓。

入党宣誓，党员身份，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被蒙蔽而党国不分、甚至认同中共等等，都相当于被中共邪灵在人的生命和思想中烙下一个致命靶点。

最近媒体报导了一些中共病毒感染者谴责中共后奇迹康复的例子。例如西班牙第三大党的党魁、秘书长等多位领袖不久前都感染上了中共肺炎，但在他们认清并谴责了中共后，肺炎消失了。

大纪元特稿《越亲中共疫情越重 防疫有良方》也指出，对中共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对中共病毒的“免疫力”——拒绝中共、谴责中共，是免疫中共病毒的良方。

文：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