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武汉肺炎（中共病毒）自2019年年底在武汉爆发后，以猝不及防的速度肆虐全球。中共从一开始就对疫情数字进行隐瞒和造假，从而造成了这场危及整个世界的灾难。

日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在对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上，能更加积极地对抗中共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做法；如果全球当初在对待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时，能坚持要求中共透明化及实施问责制；如果当初中共面对了来自全球范围的压力，而不得不将其医疗系统透明化、责任化，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人们现在正在承担对中共活摘罪行漠视的后果。

不断掩盖事实真相是典型的中共式行为

大卫・麦塔斯认为，中共只看重自身的政治声誉。任何让共产党丢脸的事情，中共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尽其所能保住自己的脸面。它不断掩盖事实真相，使问题在掩盖中持续蔓延和恶化。中共在活摘器官问题的处理上是这样，在应对萨斯传染病时也是如此。“对于这次武汉疫情，如何起源，如何传播，中共在第一时间如何应对，在我看来，都是如出一辙，典型的中共式行为。”

“我们必须警惕中共的医疗体系和他们的说法。”他说，“不能信赖他们的数据，不能相信他们的表态。最近听说他们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千多人，这不太可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认为他们的数据都是编造出来的。”

他说，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无论是医疗的事情还是任何其它事情，只要是和中国有关，就不要相信中共。在应对中共病毒流行中，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中共有多糟糕，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就有多棒，完全是反过来的。如果我们能像台湾人那样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应该像台湾人那样应对中共。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共产党。”

人们正在承担漠视中共活摘罪行的后果

大卫・麦塔斯提到，在活摘器官问题上，最初只有他和大卫・乔高等很少人参与调查，并发表了报告，现在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反对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但是，力度还是远远不够。

“这种反对浪潮还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程度——政府间合作的高度。”他说，原因在于，中共控制的是一个地缘政治及经济大国。中共不只是在中国抛出维稳筹码，他们同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外宣，施压、恐吓，利用经济和政治筹码来掩盖事实，否认真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同中共合作，随波逐流。”

他说，如果世界各国在对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上，能更加积极地对抗中共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做法；如果全球当初在对待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时，能坚持要求中共透明化及实施问责制；如果当初中共面对了来自全球范围的压力，而不得不将其医疗系统透明化、责任化，“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我们现在正在承担对中共活摘罪行漠视的后果。”

“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我们不能无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权侵犯行为。”他说，有人可能认为，可以无视中共的非法器官移植，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和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没关系。“但是，这次的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就是对这种想法的回应。”

他说，可以推测，中共并未蓄意放出病毒，但在病毒开始传播后，中共采取了“故意视而不见”的做法。可以说，全世界都在盲从，都在和中共一道“故意视而不见”，“如今我们尝到了苦果”。

“为COVID-19（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是可行的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侵犯人权应承担刑事责任。”大卫・麦塔斯说，“故意视而不见”就是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素之一。“纽伦堡审判”中已经涉及到了此类医疗纠纷和医疗问题。在纽伦堡审判中，有一场是对纳粹医生的审判。他们（被告）中的很多人都说——这也成了他们常用的挡箭牌（辩词）——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不知道尸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处理的标本是从哪里来的。纽伦堡法庭最终还是根据“故意视而不见”的定罪原则，将这些医生中的一部份判处了死刑。法庭认为：他们不知道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发问，他们不关心，不在意。他们只要去探究，本来是可以发现真相的。

他说，这一点对武汉肺炎（新冠病毒）来说同样如此，中共最关心的不是“这事发生了吗？”他们不关心事情的本身，只关心这件事情是否影响共产党的政权稳定。他们的这种“故意视而不见”，就可以被看作刑事责任的要素，国际层面的刑事责任。

他说，在加拿大、美国，在任何有普遍管辖权立法的国家，都允许对危害人类的罪行进行刑事起诉，不管这人（被告）是什么人、什么国籍，只要这个人（被告）来到该国境内，就可以起诉他。所以美国参议员Josh Hawley提出的法案——“为COVID-19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是可行的。

将中共指定为国家恐怖主义，直接制裁作恶的官员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使民事责任的追诉成为可能。”大卫・麦塔斯说，无论是在美国引入的法案类型，还是采用刑法中现有的非适用原则——将中共指定为国家恐怖主义。“我认为，我们需要调用现有的机制，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在普遍管辖权制度下，对中共的危害人类罪发起指控。必须启动这些机制，中共的相关责任官员在做坏事时才会有所顾虑。”

他说，还可以启动类似《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法案，直接制裁作恶的官员，把他们列入制裁名单。“我们在加拿大、美国、英国都有这样的法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法案提出制裁者名单。我建议政府启动这一法案。至于把哪些人权罪犯列入制裁名单，这完全可以由政府决定。”

“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启动这一法案。”他说，“实际上，就器官移植的暴行，我们已经要求加拿大政府把施暴者列入制裁名单，但政府还没有付诸行动。对于病毒事件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要求政府启动问责名单。这不需要立法，不需要执行条例，如果想做的话，政府明天就可以做这件事。”

他说，加拿大和其它国家有法律规定，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为不可以享有国家豁免权。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对这个国家做出“认定”。“我认为，中共可以被列入这样的‘认定国’。显而易见，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已经引起了全球范围的恐慌。中共对病毒在开始传播时的‘故意视而不见’，以及造成恐慌后仍然‘故意视而不见’，我认为中共符合国家恐怖主义的定义。”

“显而易见，台湾人可以做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做。”他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布疫情消息并采取抗疫行动。台湾人很老练，他们意识到疫情正在发生，而且是真实及很危险的。这就使得台湾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他们能认清中共的结果”。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人权、难民及移民领域的法律专家。2006年7月，他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经过独立调查，发表了《关于指控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国际人权协会（IGFM）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他与大卫・乔高。十几年来他们前往世界40多个国家，呼吁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并因此成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追踪调查过程的纪录片《活摘》，2015年获得美国广电最高荣誉——皮博迪奖。

来源：明慧加拿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