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1日，坐在印度孟买贫民窟外树荫下的外籍劳工

当我们在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中蹒跚前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位公民都不情愿地参与了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实验。简单地说，我们中大约有一半人在实施社交距离，让经济停摆，另外有一半人没有。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政府的官方政策。另一半的世界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社交距离和经济停摆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社交距离和经济停摆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减缓中共病毒的传播对于防止医院被突然激增的入院病人挤垮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所谓的“压平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这种模式并不反对人们公认的观点，即在找到疫苗之前，这种全新的病毒最终会在全世界的人口中传播。据估计，在当前这波大流行期间，任何地区人口的40%～80%可能会受到感染。

实施社交距离和全国封锁是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采取的手段，这些地区的经济实质上停摆，人们被告知待在家里和保持社交距离，而政府给他们寄支票。如果封锁持续数周以上，那么这样做的政府基本上靠印钞来不断发送支票。

但即使在美国，一些州也比其它州更重视对社交距离的要求。而在欧洲，有一个国家完全是逆势而行。瑞典是最引人注目的“异类”，该国经济仍在保持强劲增长，而社交距离的要求基本上是自愿的。瑞典有一种观点认为，瑞典人必须发展“群体免疫”，让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然后生活才能完全恢复正常。（荷兰和英国开始时走这条路，但当感染人数开始上升时，他们失去了勇气而改弦易辙。）

与此同时，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一些东方国家似乎找到了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交距离的方法。严格隔离感染者、在机场严格筛查、强制戴口罩，这些似乎都是他们成功策略的因素。（所有这些国家的民众都一致合作，而在更为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根本找不到这种民众。）

台湾抗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病毒很早就到达了台湾，而且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共提供的资讯，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至少五个星期后还坚持疫情问题很小。因此台湾派出卫生官员到武汉自己做研究。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一威胁是非常真实的，并立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病毒大规模感染他们本土。

话虽如此，重点是世界上较富裕的国家可以选择“社交距离封锁”模式，或不作为让“群体行为”（是指人们受到多数人的一致思想或行动影响，而跟从大众之思想或行为）自然发生。

但是对于世界上另外至少一半的人口来说则别无选择。在那些贫穷的国家，社交距离只是富裕人群的一种选择。例如在印度，社交距离已成为法律，但是数百万穷人却无法实行。“居家”的建议对于那些每天汗流浃背地工作才能生存，甚至可能无家可归的人来说根本不起作用。那些有家的穷人与家人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他们的家人也别无选择，只能每天离开家去谋生。他们不能依赖政府的救济支票，因为这些选择只有在富裕国家才有。印度、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根本无力支付人们待在家的费用。

或者，试试告诉那些挤在难民营或（叙利亚）伊德利卜（Idlib）的人们，当俄罗斯炸弹落在他们周围时，他们应该彼此保持6英尺的距离，这显然是完全无用的建议。因此，即使世界上一半的人口愿意，他们也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和待在家里。当卫生保健系统落后且医疗保健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很糟糕时，“压平曲线”并没有多大意义。

简单地说，对于世界上另一半的人口来说，保持社交距离和待在家里是难以负担的奢侈品。他们只有“群体行为”的份儿。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即目前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实行的社交距离封锁做法是否正确。

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方法。西方国家政府正在累积巨额赤字，以支付目前正在实施的所有救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只是在印钞，这是一种持续不了多久的政策。我们甚至不知道当我们解除封锁时，最终的经济和社会统计数字是多少。数字会很难看。

但是，所有这些发钱计划都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花掉所有借来的钱“压平曲线”，也就是说，这将使我们的医院不会因为大量同时涌入的病人而被挤垮。有人认为，要实现“压平曲线”，我们不止必须彼此相距六英尺，而且必须关闭所有非必要的服务，清空我们的学校，并且付钱让人们待在家里。

事实上，如果瑞典、巴西等国和世界上另一半人口无法遵循“压平曲线”的建议，他们的医院不堪重负，这将有力地证明我们所采取的激进措施是正确的。毕竟，富裕国家采纳社交距离的建议是基于如果不接受封锁策略，预计将有大规模死亡。如果该建议是正确的，那么在那些不接受或不能接受该建议的国家中，死亡规模将非常惊人。

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参与这个可怕的实验。我们每个人如今都已成为世界巨型培养皿的标本。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结果。

如果死亡人数像提倡封锁的人士所担心的那样有关连，那么尽管后代将不得不为这一决定付出高昂的金钱和社会代价，我们牺牲经济算是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然而，如果像瑞典这样选择不停摆经济的国家（或者穷国无法停摆经济），但死亡率跟我们差不多，那我们就犯了史无前例的错误。

我们会问一些问题，比如：“在一个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亡的世界，我们是否对死亡人数相对较少的事情反应过度，而且死者中的大多数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或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为了某种不朽的虚假承诺而押上了孩子的未来？”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问这些问题，但现在我们被迫成为一个史诗般试验的样品。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了。

但是，如果我们反应过度，我们就要检查导致封锁策略的想法，特别是那些坚决认为即使在确诊病例开始明显下降之后，也不能取消限制的人的想法。有人有计划地在利用这种局面吗？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担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白宫幕僚长时曾说过一句声名狼藉的话：“永远不要让一个好的危机白白浪费掉。”也就是说，在有机会时就要推行你的计划。

这样的策略能否至少部分地解释可能吸引欧洲领导人的偏执做法，但持怀疑态度的川普总统并没有自然地采用？这是否也解释了许多政客、学者和其他人的奇怪坚持，所有这些人都是坐在家里领薪水的——随着小企业倒闭，工人们担心下一个房租到期日，这些严厉的政策将无限期地执行。

这些主张无限期地继续封锁的人中，是否也有人利用这次危机，试图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进行监管，使其不复存在，并实施他们的进步议程中的其它计划？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将找出治愈方法（封锁政策）确实比疾病（中共病毒）还糟糕。

作者简介：

布莱恩·吉斯布雷希特（Brian Giesbrecht）是位退休法官，还是公共政策前沿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原文 COVID-19 and the Giant Petri Dish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