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高福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专访。(截图自CGTN)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近日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专访时一再强调,他从来没说过新冠肺炎“没有人传人的现象”,引发热烈讨论。有人在微博留言“比病毒更毒的是人心”。台湾前疾管署署长苏益仁认为,一个要“三级三审”的政治体系,就是很大的问题。
高福:“我从来没有说过,没有人传人的现象。不,我从来没说过,不存在人传人现象,从来没有!”
高福在专访中,三度说了“Never”,强烈否认他曾经说过“没有人传人”的现象。
有网友留言指“未见人传人”和“有限人传人”,都不是“不存在人传人”。这就像“可防可控”从来都不是“躺防躺控”一样。”
高福等作者日前投书论文指,2019年12月传出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传人。(截图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官网)
还有人反讽地说,“不明白为什么都归咎于自媒体?“不明原因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有限人传人”、“可防可控”,当时好多国人记住的这些话难道不是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青年报》、“财新网”、《三联周刊》等等这些最具权威的媒体上听来的看来的?”
武汉李先生(匿名)受访时回忆,1月23号封城之前,大家都没有这么紧张,甚至网上还有人开玩笑说,全世界都在防疫、中国人都在谈新冠肺炎,只有武汉市人不慌。李先生说,他不排除有一群人的资讯比普通人得到得还早,他们可能已经知道采取了一些措施。普通人还是来自钟南山第一次在央视说可以“人传人”才意识到严重性。
李先生:“就因为他这话把我们害死了。我有印象,就因为他说’可控’,没有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所以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高福论文指12月“人传人”中国学者愤怒快爆炸
高福虽然坚称没说过“没有人传人的现象”,但是,一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1月29日在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官网上发表。高福也是作者之一。论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传人。”但中共官方直到1月20日,才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公开“人传人”的结论。
浙江大学的王立铭微博贴文称快爆炸,要求论文作者给解释。(截图自微博)
截至4月21日为止,根据卫健委统计,中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将近8.3万人,累计死亡病例为4632例,光是武汉死亡人数就超过3800人。高福在这时抛出从未说过“没有人传人”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
这篇论文发表后,今年二月浙江大学的王立铭教授在个人微博还贴文指,“我已经快爆炸了,我需要论文的作者们给我一个解释!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你们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不过,这篇贴文已经被撤下。
武汉李先生直白地说,对于习惯撒谎的人来说,他现在的话语都不会让人震惊,至少不会让我震惊。李先生告诉来自台湾的记者说,“你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如果你看到什么撒谎、不诚实,他会引起你的愤怒,这是一个自然人的天然反应。”
李先生:“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生活在这个地方,天天被这样的谎言包围,还不能说实话,说实话他还要来打击你,比方说这一段时间我就受到严重的警告。”
李先生感叹,一个人撒了一个谎之后,一定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以前的谎,那么他接下来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可信,因为他曾经撒谎。“当他准备撒谎、或已经撒谎的时候,他不是想怎样弥补所造成的社会损失,或者他以前的过错。他反而讲得最多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绝对不能有人去讲真话。”
苏益仁:政治体系出了问题
高福在访问中提及,在任何情况下,科学家都不能说新冠病毒不存在“人传人”现象。当时大家对新冠病毒还不熟悉,但可以知道它属于冠状病毒“家族”,而冠状病毒总是有“人传人”现象。
苏益仁在2003年SARS期间担任台湾的疾病管制局长。(截图自卫福部疾管署网站)
高福称,科学家应该做的是把自己当作一名“侦探”,“证据”是作出任何结论的关键,不能根据“怀疑”来下结论。
台湾疾管署前署长苏益仁说,自从SARS爆发后,台湾一直都认为中国的疫情只能参考。一定要自己亲自到疫病的现场去确认,这才是最重要。这次疫情蔓延到全世界,就是其他国家没有意识到,中国这个国家疫情本来就不透明。
苏益仁:“这是政治体系的问题,你的科技在进步,你的政治体系如果要’三级三审’,这当然会出很大问题。现在回忆起来,他们的论文都是一月初就出来,他们内部都已经有‘人传人’,他们很早就认知到这个问题,你也知道这个体系的问题,所以完全是‘三级三审’行政体系的问题。”
苏益仁举例,武汉12月一个医院就有14个医护人员感染,这不是没有证据。即使有证据疾管署官员也不敢写、不敢对外发言,直到在论文中写出来。这不是他们没有认知,而是在第一阶段,一级的行政体系压了下来。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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