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卫视记者张真瑜表示，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共对舆论的一系列动作，并不是为当时的情况准备，而是做了长久的预案，为事件的进一步恶化做的整体预案。（张真瑜提供）

（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正当中共病毒持续蔓延全球之际，大陆官方却宣称疫情“清零”。与此同时，中共媒体不断刊登海外多个国家疫情告急的各类文宣，并向海外华人频频挥舞橄榄枝：国外危险，中国更安全，导致许多留学生、华人移民不惜买高额机票回中国。

这种诡异的新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卫视记者张真瑜表示，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共对舆论的一系列动作，并不是为当时的情况准备，而是做了长久的预案，为事件的进一步恶化做的整体预案。

张真瑜最近从大陆获得的内部信息，进一步证实他的推测和分析。

300人记者团的秘密

中共肺炎（武汉肺炎）开始时，中共就向疫区派出一个300人的记者团。这些记者到底做了什么？

张真瑜从大陆多方获得内部信息称：记者团有严格的规定及纪律约束。首先强调：不能报导任何负面新闻。报导原则遵循两社一报（新华社、中新社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或通稿。

由于信息提供人士处于安全考虑，不方便提供文件，只有口述内容。具体内容综合如下：

第一，这次去武汉报导的300人记者团，国内重要的媒体都有派人参加。以某报社为例，人员选择直接让地方站的人去，而不是让要闻部的人去，也就是不让很专业的人去。他们对外称记者团，对内自称宣传队。他们的任务只负责宣传，不是为了去报导。

第二，中宣部下达禁令，团队成员必须对自己的身份严格保密；不能私自脱团，不能擅自进行违规性报导。报导规定，以维稳的那一套为主。疫情以新华社、中新社及《人民日报》的口径统一报导，且发稿之前要做好审核。

第三，对报导行踪严格保密，不能向其它媒体透露；特别严防外媒渗透，严防所有信息通向外媒；任何国内媒体，尤其是这300人记者团，不能透露任何消息给国外媒体；包括香港媒体，不管是否亲共，都不能透露。

网管办下发禁令，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淡化武汉疫情的焦点，以正面报导为主，不能有任何负面新闻，突出武汉复工，即武汉正常化。

第二，疫情必须是零增长，不能给社会带来恐慌。

第三，增加国外的报导，来替换国内的疫情报导。如意大利、加拿大、美国这些灾区疫情蔓延的报导。也就是转移视线，把报导引向海外，彰显海外没做好，中国做的特别好，以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实施预警：一旦有相关的评论、文章、视频，立刻删除，并作为报备，加强战斗值班。

第五，除了军队媒体和少数媒体可以离开之外，300人记者团成员必须等疫情结束，即武汉城市解封之后，才能回到原单位。

张真瑜透露，消息提供人士特别强调，这次特别严厉，大家很小心。去武汉之前，记者团成员已得到警告：如果有谁违反规定，出了问题直接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由国安负责。到时找麻烦的人就不是警察，而直接是国安。记者团成员自身也明白，他们的手机很可能被监视，他们什么都不能说，也不敢说，连家人都不能多说。

记者团记者形同人质

张真瑜说，组成300人记者团，就是把人集中起来，这是中共宣传机构常用的手法，每当国内有某重大事件发生，中宣部会组织把人员集中起来，名义上是去某某地方采风，其实是去旅游。主要是为了方便控制和管理。

比如，中宣部从某家媒体抽调一个人，那其他人就不能再去，这家媒体的报导就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组成记者团，其实就是盯梢，以软硬兼施的方式，让记者顺着他们预先的安排来走。尽管日程安排挺满，但采访的内容都是事先规定好的。

“所谓的记者团，其实就是给每个记者脖子上套一根绳子：我让你叫，你就叫；我让你往哪去，你就往哪去。”张真瑜说，“吃住一起，行动一致。而且相互监视，其实就是一个囚徒困境。想让你报导什么就报导什么，想让你怎么报导就怎么报导。在报导之前主管部门发出的通稿，甚至连照片都得用他们筛过的。”

张真瑜说，在国内，媒体想要保护记者，如果报导超出中共的规定，作为记者检讨一下就行了，其余的事由媒体公司去解决。现在把记者集中起来，如果有记者写了出格的东西，处分起来很直接，原单位没办法给他/她开脱，连逃都逃脱不了。虽然不会直接送监狱，但会让当事人方方面面受到损害。

“在过去，我们一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就跑了。但是现在在武汉那种地方，想跑都跑不了。说白了，在这个团里，记者就成了人质。” 张真瑜说。

中共从头至尾操控舆情

武汉爆发中共病毒之后，开始是隐瞒，打压“吹哨人”李文亮。直到疫情失控，瞒不住了，中共又开始造假，然后强制封城。中共无论采取的手段及出发点，都深深地刺痛了老百姓的心。当时网络上已经有人表达愤怒，包括一些官方媒体人。尤其是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做实地采访报导，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于是就派出了300人的所谓专业记者团。

张真瑜说，中共派出记者团，绝不是表面这么简单，而是有背后的预案。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不遗余力地把造成瘟疫的责任推掉；另一个是利用这次瘟疫来为它歌功颂德。不管战胜瘟疫的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来自外国的援助，所有的功劳都是归结于“党”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共操控媒体的一种常用手段。

张真瑜说，中共有一个奇怪的处理新闻方案，一旦有大事发生，比如发生在武汉这种瘟疫，当地媒体基本上要禁声，这是他们维稳的一种极端化的表现。媒体的声音只有粉饰太平，没有真实的声音。

中共媒体制度是制、播分离的，记者只负责采写新闻，发不发由上面决定。主要是为了有突发事件时方便管制。张真瑜说，疫情当初，大陆媒体对火神山医院及其它新建的医院的报导，选题由政府定。当时《新京报》的报导稍有出格，即受到严厉警告。

“中共体制决定，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这些人。所谓解决问题，就是控制舆情。”张真瑜说。

3月8日，中共国务院举行记者会，表彰新华社记者廖君，称她是“疫情防控一线的巾帼奋斗者”与“逆行而上的女记者”。疫情发生以来，她写了200篇报导，还写了90篇内参。

写文章是一个创作性的过程，不是一个流水线。 “写文章可以很快，可是要准备哪些材料，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 可以想像，她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在做这种没有营养的文章？” 张真瑜说， “中共几大喉舌媒体驻各地的分社，其实就是一个行政机关，这个时候是真正显示他们的价值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记者能得奖，而不能给陈秋实一个奖？”

忽悠海外华人回国 进一步甩锅

张真瑜分析，这次武汉瘟疫（中共肺炎）可以看出，中共首先粉饰太平，打压异见的声音，然后再把责任推给西方。然后又把手伸到国外，操控统战部及外交部做一些表面工作，给外国提供援助、进驻医疗队。其真正目的是占据话语权，不至于让全世界的舆论全方位的打压；同时，通过外媒来证实国内的宣传：我多么英明，我的牺牲如何之大。

张真瑜认为，中共最邪恶的在于，有计划地、不断地渲染美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发达国家的灾情如何严重，如何不可控，给全世界华人造成谎言：其实国内已经控制好了。然后忽悠留学生、拿绿卡的移民返回中国。一旦疫情再度爆发，就推到这些回国人员的身上。其实这是它（中共）再次甩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