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汉口火车站。(Getty Images)

（大纪元记者关山综合报导）在武汉新冠病毒让许多中国人家破人亡之际，中共一边掩盖疫情，一边吹嘘“大国抗疫”，声称“为世界赢得宝贵时间”，并让老百姓对共产党感恩。但是医生、法学教授、企业家和记者纷纷戳破中共谎言，揭露瘟疫爆发的真正祸首。

中国国营媒体一位王姓记者曾经前往武汉，采访到第一手资料，记录下政府的失职之处。他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这些材料，描述在官僚昏庸、政府失职的情况下，武汉患者难以获得医疗的惨况。

王记者告诉《纽约时报》：“（政府让）人们等死。我对此非常愤怒。我是一名记者，但是我也是个普通人。”

中共政府急于宣告“抗疫胜利”，因此不惜剿灭舆论界的异议声音，审查新闻报导，骚扰公民记者，关闭新闻网站。

然而，公众对真实报导潮水般的支持，对言论自由的广泛呼声，鼓舞了中国记者们。他们罕见地挑战中国共产党，对中共的舆论绞杀进行反击。

他们发表重磅文章，揭露政府掩盖疫情，医疗系统崩溃。他们传播新闻自由的呼声。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抨击不公和滥权。

许多记者奔赴武汉，在酒店设立临时新闻社。他们穿着隔离服，戴着护目镜，冒险进入医院病房，采访病人和医生。

良知记者们的报导在中国激起了广泛的愤怒。它们描述政府面对病毒反应迟缓，但是对于警告疫情的人却动作凌厉。

中国杂志《人物》采访了“发哨子的人”——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她是最早在医生群里发布冠状病毒警讯的人。被誉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的警讯也是来自她。她告诉《人物》，1月2日，医院监察科科长找她训话，斥责她“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并要求“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在那之后，武汉中心医院接连四名医生倒在冠状病毒的魔爪下，包括李文亮。艾芬说，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她说，“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

《财经》杂志采访一名匿名医学专家，他承认武汉官员推迟向公众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警告。

《财新》详细描写了卫生官员掩盖病毒跟萨斯（SARS）类似的早期证据。萨斯在2002年造成全球致命性疫情。

《财新》也发表了对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生前的采访。李文亮因为在微信群向同学警告新冠病毒疫情而受到警方训诫。不久之后，他就倒在病毒和体制的双重魔爪下。

李文亮在病榻上对《财新》表示：“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反映出中国中产阶级内心对于中共专制的抗拒。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记者，因为李文亮的事情而受到震撼。许多记者感到，他们应该做得更多来抵抗宣传机构的命令。“我感到我成为了邪恶的一部分。”中国某报纸记者周继而告诉《纽约时报》。

中国记者们想出各种策略应对审查。一些人将矛头指向地方官员，而不是中央领导人，以避免审查。另外一些人将自己的新闻线索和资源跟竞争媒体分享，以防万一自己的报导被删除。

除了记者们的反抗，中国的作家、企业家也纷纷揭示，瘟疫的罪魁祸首是中共。

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3月6日发表长文，抨击中共面对新冠疫情撒谎和遮丑的行径，嘲讽中共党魁是“剥光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

任志强在文章中说：“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这一次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直接损害了普通人的利益和生活。”北京媒体人李大同告诉《纽约时报》，“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不讲真话，这种大灾难就会发生。”

2月4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撰文说：“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文章还说，“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