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爆发后，中共从上到下隐瞒疫情，打压传播疫情的医生及民众，宣传虚假消息，致使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图为武汉一家医院。(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大纪元2020年03月13日讯】大陆2003年爆发SARS后，中共并没有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这次武汉肺炎，中共当局又重蹈覆彻。美媒指，中共在对待这次疫情上，犯了六大要命错误。

在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中，台湾截至目前为止，只有48个确诊病例和1人死亡；而2003年的那次SARS疫情中，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这次疫情中，台湾将疫情控制在当年的七分之一。

但中国大陆在这次疫情中，仅中共官方的数据，确诊病例高达逾8万人，是当年SARS的15.2倍，死亡人数是当年的逾9倍。而外界认为，大陆实际确诊病例及死亡人数可能是中共官方公布的十多倍。

美国之音3月12日报导指，中共在这次防疫中，之所以重蹈覆辙，是因为其犯了六大要命的错误，才导致疫情失控。

错误一：政治挂帅

台湾的防疫专家都无法理解，为何这次新冠病毒会“人传人”的这个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来、也已经知会WHO，但中共官方却迟至1月20日才愿意公开承认并提高防疫规格呢？

台湾前卫生署长涂醒哲认为，中共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而为了配合政治，让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让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

“这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他说。

涂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都把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让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居家隔离的实施等，这才让台湾能这么井然有序地打这场战役。

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次防疫要“顺时中”、不能“逆时中”，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陈时中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

错误二：中共官员料敌从轻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于3月11日在记者会上说，他刚处理完两岸二次包机，接载回滞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面对记者询问，他道出两岸主事者对防疫规格的认知落差。

他说：“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像是，我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是觉得说，只要戴口罩大概就可以，但我们觉得，这样的防疫（规格）恐怕不够。所以，认知上面的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

陈时中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是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他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愿事后生憾才来检讨防疫漏洞。

从陈时中的话中可以看出，中共官员在防疫上不专业、“料敌从轻”。

错误三：稳控手段过激

人权律师吴魁明说，中共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已有其专业团队，如钟南山院士等人，但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

吴魁明说，钟南山和8位被训诫的吹哨人医生都明白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但他们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当年SARS的（军医）蒋彦永那样避开国内，把情况（泄漏）给外媒。”

吴魁明认为，武汉今天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中共）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

错误四：做假文化 深植官场

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SARS疫情总指挥的李明亮说，台湾自SARS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

但“经历过SARS的中国，至今还是有做假的官场文化，很无法理解。”李明亮说，SARS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把SARS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给美国人看。

李明亮表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为然，“这样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

错误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共从1月底后，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然而，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力的反弹，乱象丛生。

涂醒哲表示，不能说中国的封城政策“不对，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00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也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让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

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张裕泰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做法”。

他说，台湾从SARS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网之鱼。

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也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准污染和安全区，以避免院内感染或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观察中国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让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

错误六：政治作秀

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也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在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并避免在此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秀。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攸关生死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也很尖锐。

但在中国，大部分人民避开政治敏感议题，民意普遍难以伸张。

（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峻涵说，但从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上周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本周二，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作用，但本质还是不脱政治秀，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政治秀。”

涂醒哲也说，习近平的政治秀，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共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有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的警觉性。

李明亮则说，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当不符合流行病学的钟型曲线（Bell-shaped curve）发展，也就是说，疫情达顶峰后，也会是缓慢地下降，因此，他说，很难不让人合理怀疑，中共为了复工、再次在疫情数字上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