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唯一出入口只是检查外地车不检查行人，检查人员晚上就撤离了（图片由《习近平权术史》作者孙大骆提供）

近日孙春兰副总理深入到武汉几个小区视察被爆料出来小区防疫情造假的问题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巧合的是，在孙春兰发迹的辽宁省鞍山市的疫情期间也存在普遍的造假的问题。（孙春兰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她原来是鞍山市妇联主任后调到辽宁省做妇联主任。）

前几天疫情紧张的时候，鞍山市所有老旧小区都把四周的出口用蓝色铁皮封死只留一个进出口。可是这个进出口只是不让外地汽车进入。外地的汽车必须拿本小区的房产证可以发一个通行证。本地的汽车也必须拿房产证发通行证并接受体温检查。但是所有步行的人包括外地人都随便出入没有社区检查人员过问。到了晚上检查人员就全部下班外地汽车可以随便出入。

这种疫情防控形式完全是形同虚设再应付上面，同时也根本没有控制外地人和疑似病人的出入。因为社区检查人员根本不检查步行人的体温只是检查开汽车的人的体温，这种形式反而还给老百姓制造了不方便，因为老百姓出入必须绕远走唯一的一个出入口。

封闭的路口（图片由《习近平权术史》作者孙大骆提供）

紧张了几天之后疫情有一些好转，鞍山市又统一拆出部分铁皮撤离所有检查人员随便出入。可是丹东出现了新的病人，鞍山市立刻紧张起来统一恢复所有铁皮恢复所有检查人员重复形同虚设的检查形式。今天（3,7日）又统一撤离检查人员并再一次拆除部分铁皮，所有汽车和行人又可以随便出入了。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行政细节。最高层对防范疫情的布置是轰轰烈烈风风火火面面俱到，最下层对疫情的防范也是轰轰烈烈风风火火面面俱到但却是严重的普遍的流于形式。这种形式不但没有防止疫情反而还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下面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形式是形同虚设，只有上面的领导人不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某一些干部的问题。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各级干部都是一路造假走过来的，否则他就爬不上去，因为上面的领导人不高兴。

要命的是中央的大政方针历来都是根据下面的层层领导层层造假的数据来制定的，就是有限的不痛不痒的来自地方的监督情报也是体制内的新华社记者提供的。而鞍山市只有一两个新华社记者，时间长了也就被地方政府收买了。中央从来是不接受所有来自体制外的监督情报和合理化建议的来信来访的，当然也不允许所有媒体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地方的严重渎职行为进行怀疑和爆料。这样就导致中央始终也不了解地方的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当然也就导致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有许多是脱离实际的反而还对国计民生制造了严重的负面作用，现在的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就是这么来的。（十几年前中国出版了四册200万字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可以看到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几乎每次讲话都要苦苦哀求下面的人要讲真话，可见中央领导人听不见下面的真实情况是多么的严重和无奈。）

问题是，中央领导层仍然执迷于来自各级体制内的情报信息数据和监督而坚决拒绝排斥任何体制外的一切数据信息建议和监督。而这种层层对上面负责的大一统威权集中领导组织体制就是大部分重大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当初国务院办公厅设立一个传染病公开举报电话，武汉疫情就不会如此大面积爆发。因为尽管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可能千方百计的阻挠疫情的传染真相，但是中央通过这个举报电话就会立刻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就不会被地方政府层层隐瞒牵着鼻子走。而这次的疫情的反映渠道都是通过各级政府和各级卫建委层层隐瞒组挠之后方才姗姗来迟到达中央的，所以方才导致了疫情的延误和大爆发。在一月初武汉许多医生就知道这个病会传染人的可是这个重大信息就是传不到中央去，等到中央终于知道了也就晚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如此简单的公开电话举报渠道中央就想不到？

中央可以保护一些干部的利益可以保护中央的政治利益可以保护中央的经济利益可以保护中央的脸面利益，难道还要保护重大传染病的利益吗？不过笔者相信对于重大传染病的举报中央肯定是不会隐瞒保护的!（中央现在设立的一些监督举报电话其实也是形同虚设。因为下面可以随便举报可是上面查不查，查谁不查谁就又是一回事了)

笔者的一个体制外的朋友去年在北京给习近平本人写信就几个大政方针提出几个比较好的建议，几天之后却是国家信访局回信客气的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把信转到有关方面，可见习近平办公室的人压根就没看他的信而是直接把信转给了国家信访局。一个月之后，他又给习近平写信提几个建议，这次却没有任何回复。他终于明白了，任何体制外的人，哪怕是诸葛亮给习近平上书，习近平也是永远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体制就决定了最高层是绝对排斥来自体制外的任何建议的，更不要说批评了。最高层只是相信和接受来自体制内的下一级如省部级层次的建议和信息，甚至连地市级层次的建议和信息一般都不接受，更不用说县区乡级的层次了。体制外的层次就更是不屑一顾了。中央领导人得不到基层的真实情报和信息建议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秘书们对于他们的封锁。他们得到的地方的情报建议信息都是他们爱听的高兴的正面的，他们不高兴的负面的东西下面基本不报或者是不敢报。中央领导即使是听取专家智囊团的建议也是被办公厅和及下一级的部门推荐的御用知识精英如胡鞍钢金灿荣戴旭等等。（这些无耻专家或者是良心坏了或者是脑子残了）所以，表面上看中央领导习近平李克强等人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并大搞铁腕统治，其实基本是被下面的胆小怕事鼠目寸光唯唯诺诺的各种小人物牵着鼻子走并浑然不知呢。习近平李克强这样的大英雄只是他们手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手中的政治玩偶而已。正所谓英雄气短小人奸长也。

国家信访局的回复信息（图片由《习近平权术史》作者孙大骆提供）

其实，习近平李克强要想改变这种被封锁的情况非常容易，就是模仿中央警卫团的体制就可以。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尽管担任警卫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可是却受中央警卫团和习近平的直接领导，即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又负责监视他们，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灭了他们。就是说，中央习近平可以建立一个直接对他负责的内部特情队伍，派到各个省部级和地市级中枢机构专门负责收集掌握真实的数据和领导干部的负面言行，（表面仍然是普通的办公室干部，他们的组织关系不受当地的领导）这样就会威慑各级领导人不敢对上面说假话，说假话也会露麻脚。另外也可以建立一个体制外的私人的调查咨询公司分散各地专门收集地方政府的真实数据和民情民意，这个公司直接对习近平负责中间不经过任何人，中央以收买信息的形式来维持这个公司运作。

中共总是宣传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这样的小事却是缠绕几代领导人的噩梦呢？

来源：《习近平权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