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蔓延，中共为引导舆论展开大规模宣导活动，但是反而让陷于恐慌之中的中国民众更为不满。

《华尔街日报》2月25日报导，为了引导公众对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舆论，中共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以及打压外媒及社交媒体的相关报导。此举引发反弹，批评中共只顾着制造“抗疫英雄”。

对于中共在武汉肺炎肆虐之际，仍投入大量资源制造假新闻引导舆论，让官媒也不得不承认是“失策之举”。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新闻机构“正义网”（Justice Web）也罕见对其它官媒缺乏独立报导的情况“感到遗憾”，称这类报导只是强调政府“积极应对的公式化故事”。

“在对抗流行病的关键时刻，鼓手和军号手演奏不一致的音符，严重损害了媒体的信誉”，正义网上周在微博上发帖说，当记者不喜欢某些信息时，“自动地遮住耳朵过滤信息，只报导‘好消息’，而不报导坏消息。”

两个月以来迅速蔓延的新冠肺炎（COVID-19）、中共掩盖信息、公共卫生措施紊乱以及积极引导舆论等，引发公众对中共政权的极度不满，中共领导层称此为其建政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公卫突发事件。

《华日》的报导说，中国人民绝大部分的愤怒都集中在中共政权的审查制度，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夺走了早期预警而受惩罚的医生李文亮的生命之后，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要求言论和媒体自由。网民在线上向这名医生致敬时，经常引用他去世前几天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我相信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

香港大学研究中共审查制度的专家傅景华（King-wa Fu，音译）说，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危机的措施一成不变，很大程度上只是采取一惯的技俩，试图压制对中共体制缺陷的批评，并使人民相信北京能够克服地方政府无能所引发的危机。

例如，2008年四川省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后，中共官媒将倒塌学校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的腐败以及没有严格执行建筑法规。

傅景华认为，不同于四川大地震的是，这次武肺疫情冲击整个中国，中共政权现在的处境是步履蹒跚，许多中国人民看到中共的宣传不符合实际情况。

截至目前，中共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仍在继续增加，数亿人民仍被隔离或限制行动。许多中国人民不再相信中共官方数据，一名微博用户写道：“我真的不敢相信官方数据说（湖北省以外的COVID-19）病例大幅下降，因为如果新增病例数大量增加是政治失败，而少量增加则是政治成就。”

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3日下令“必须加强宣传和舆论工作”后，中共的宣传工作迅速启动。此后，许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见容于中共的“异议分子”被失踪或被消音。

在武汉封城之际进入该市记录前线实况的律师及公民记者陈秋实，本月稍早在告诉家人他将去当地一家医院后失去联系。他的母亲随后在陈的推特账号上呼吁社交媒体用户帮忙寻找儿子的下落。

许多中国普通百姓也遭遇社群被封的命运，他们在社媒上说“我们的群被封了”、“我的微信号被封了”，“我朋友的微信号上午被封，下午就被警察登门拜访训诫了”。由此推论，中共对舆论的严格控制提升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

除了封锁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外，大公司的公共媒体平台也难逃一劫。上周，腾讯旗下的自媒体平台《大家》被“赐死”。《华日》引述一些中国记者的话报导说，《大家》账号被关闭，可能是其于1月27日发表评论指责中共的审查制度，以及中国缺乏独立媒体加剧新冠病毒的传播。

“当今，每个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该评论文章写道（后来被删除），“（中共）封住人们的耳朵和眼睛，这也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没有人能逃脱。”

为了引导人们支持政府应对这场疫情的舆论，中共官媒“制做了许多故事”，包括前线医护人员所做的“牺牲”。

但是，有些人认为部分情节“过于夸张”，例如怀孕9个月的护士仍全副武装工作、流产10天的护士销假上班、出生才20天的婴儿会开口问去前线工作的护士妈妈“上哪去了”。

来源：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