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质疑，大权独揽的习近平正背上越来越多甩不掉的锅。图为2018年3月13日，习近平与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图片来源: 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失控，习近平与下边的官员相互甩锅。不过官媒频频把习包装成指挥全局的角色。外界质疑，这让大权独揽的习近平背上越来越多甩不掉的锅。也有评论指出，疫情失控的问题在于，政治安全高于老百姓的安全，中共一贯如此。

逾两月疫情的官方隐瞒时序

武汉肺炎疫情早在2019年12月初即出现迹象。当时中国网络陆续出现医护人员、而非一般网友传出的讯息，诸如“SARS在武汉重现”、“病患陆续入院”等贴文，已经引起中国民众及海外媒体注意。但众所周知，这些贴文事后不但被删除，还被当局判定为“谣言”，8名贴文的医护人员因此被传唤到案，其中包括事后感染病毒而病故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师李文亮。

讽刺的是，官方“辟谣”并指责这8人的消息，当时在网络上获得了成千上万名中国网友按赞，当然，这些很可能是中共的“五毛”大军。

从1月上旬到中旬，20多天小道消息满天飞，这期间中共疫情资讯不明，直到1月20日，习近平最高指示发布，中共官方专家钟南山也确认病毒会人传人，疫情才揭开一角。中国各地和相关部门这才全面启动防疫措施。

有意思的是，处于疫情核心的湖北省政府，直到1月21日仍在举办新年团拜会文艺演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都是座上宾。当时不少参演的团员们不但戴着口罩登台，有女团员带着感冒鼻塞上台。这场团拜，让人对台上台下这群人的安危，感到担忧。

仅两天之后，武汉市在1月23日执行封城令，中国各地的确诊及死亡病例激增。习近平罕见地选在1月25日大年初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坦承疫情处于“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并宣布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显见疫情严重。

1月26日，中共官媒公布李克强担任“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其时，中国大陆疫情已失控，并扩散全球。

习近平与下边官员互相甩锅

习近平1月20日首度公开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但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日披露，习近平自己在高层内部会议中说，早在1月7日就对防疫工作提出要求。与之呼应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更在2月3日表示，中方1月3日起即向美方通报疫情。

中央社本月19日刊文表示，这些时序，让包括中国民众在内的许多人产生了疑问：中国政府1月3日向美国通报疫情时，习近平应该已经知情，但4天后才在内部对防疫工作提出要求，且又过了13天才公开作出指示，启动防疫。这至少17天内，习近平领导的党政机器，做了什么？

习近平在1月25日宣布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习近平身兼中共多个中央级领导小组，大权在握，但是如此重要的抗疫领导职力，他却交给李克强，因而揣测顿时四起。

中央社文章说，这让外界因此疑惑，习近平和李克强究竟是谁在指挥、部署防疫？如果是习近平负责指挥，那为何自己不兼任小组长，而要让李克强担任？

而围绕这次疫情的“甩锅”，也正是这个时间开始。相关质疑在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受访时，达到高潮。

周先旺当天向央视表示，疫情“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有很多不理解”。周先旺的表态，被中国内外广泛认为是在“甩锅”，且是“把锅甩给中央”。

中央社表示，更重要的，周的言论让中共中央感到尴尬。

1月28日，根据央视报导，习近平在北京接见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时，亲口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的防控中，“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形同宣示了自己在防疫作战中的领导者角色。但习近平的“亲自指挥”说，却在新华社随后发布的通稿中，被改成了“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中央社认为，这样的更动，外界却又产生了“欲盖弥彰”的印象。

半个多月后的2月15日，党刊《求是》刊发习近平讲话称，习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曾提出防疫要求。此举被指暗示下属“不听从指挥”。但随后就有港媒《明报》引述“北京消息”说，中国疾控中心1月6日就已将疫情报告中南海，但习近平7日开会时要求“不要影响过年气氛”导致贻误战机。

同时，还有体制内学者在网上发文《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其中提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通过多种渠道将疫情上报中央”，并称高福是体制内最高一级的“吹哨人”等。

中央社刊文称，现在最普遍的质疑，在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党中央，最迟在1月7日甚至1月3日就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却等到1月19日紧急派遣专家前往调研后，才在1月20日作出指示并启动防疫措施。在时机上，至少被耽误了2周。而这致命的2周，酿成蔓延全球的重大疫情。

文章还指出，若习近平强调对防疫“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先前因疏忽酿成疫情的最大责任，是不是也要由“亲自指挥”者承担？习近平揽的权越大，邀的功越多，甩不掉的锅也越多。而且越在乎，就越如此，这是权力的定律。中共党史上，从毛泽东以来，无不如此，特别是遇上重大灾难时，更是如此。

习近平“最高级别甩锅”难奏效 外媒指已现最大危机

针对武汉市长周先旺此前将疫情通报延误责任归咎于上级政府，对照《求是》曝光习近平的谈话全文，中央社认为，习近平借此展现“早已亲自指示”，规避延误疫情通报的责任，“是最高级别甩锅”。

自2012年执掌中共最高层以来，习近平已迅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2016年，习近平被称为中共领导层的“核心”。2017年，习近平思想正式纳入中共宪法。2018年，习近平制定了宪法修正案，使他能够在2023年连任第三届。这些事态发展使许多人相信习近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可能会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这打破了邓小平所支持的集体领导模式。

据《国家利益》报道，对于习近平而言，武汉疫情的爆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使其很难把武汉地方当局当成替罪羊。

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因感染病毒丧生后，很多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与愤怒，尽管这些帖文很快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中国著名敢言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许章润后被证实被软禁。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不过他也很快在广州被捕。

甚至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声。2月4日，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来喊道，“习近平，下台！”这个人随即被保安带出会场。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的林和立，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撰文说，北京忧虑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冲击，但中共领导人更担心的是国家权力的可持续性和北京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看习近平的表现，但是北京未能遏制病毒的惊人传播表明习面临着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习定于一尊，手上集中的权力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因此在出了问题后，他很难让他人承担责任。

观察家：政治和维稳高于人民生命是中共一贯的政治逻辑

外界留意到，在1月20日的指示中，习近平首度公开提到“武汉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必须“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但同时不忘强调要“加强舆论引导”，以及“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而在1月29日，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官媒采访时曾说，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他们还要“考虑政治视角”、“维稳”、“经济”等问题。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说，中共的这种做法或许在很多外国人看来非常奇怪，不合逻辑，但中共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中共始终一贯的政治逻辑。

在祝圣武看来，从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把政治安全即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放在首位是中共处理一切公共事件的一贯做法。只是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有时候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中共不再那么赤裸裸地强调政治安全，但实际上还是把政治安全在首位。从习近平的另一个前任江泽民处理法轮功，到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对萨斯疫情的处理，中共都是这么做的。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从自己的政治考虑出发，从自己的政权安全出发隐瞒疫情信息，导致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难以收拾的地步，这种局面固然是一种惨剧。但是，这种惨剧还有另一层许多人看不到的后果。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导致当局在公众当中失去了公信力，导致公众不再相信政府当局，政府也不相信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