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来，爆发于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仍在中国迅猛升级。美国一名专家指出，这个病毒应该改变外界对中共的看法。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2月1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为何冠状病毒该改变我们对中国（中共）的看法”（Why the coronavirus should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bout China）的专栏文章中指出，两个月前自中国武汉传播出来的新冠病毒，目前中共当局公布的数据，很有可能是被低估的，并且肯定会持续增加。

哈斯在文中写道，中国境内包括武汉在内的多个城市采取封城措施，街道空无一人，工厂停工。这些措施不确定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新病毒“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共），即使没有，它也应该改变我们对中国（中共）的看法。”

哈斯认为，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最长远影响，很可能是对中共政治的影响。

“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表现，中国人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中共当局施加的人身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主要是想要换取能够改善生活水平的制度。”哈斯写道。

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这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中共去年12月初对疫情爆发初始的反应正在被披露出来，哈斯说，大多数中共领导人是“咎由自取”。

根据他的观察，中国（中共）当局向来是“打击通报者”（shoot the messenger），只要是被认为违背或指责当局领导人的信息，不论其内容，通报者必会遭到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压制异议分子的声音。

这种心态及打压模式导致了曝光新冠病毒消息的李文亮医生，最终因这个病而走上人生尽头。

在传出新冠肺炎后的几个星期，由于武汉当地官员不愿承担责任，以免引来中央官员的指责，失去了遏止这场疫情进一步蔓延的黄金时间。

“这种瘫痪是习近平主席巩固权力的结果，在没有中央领导的容许下，省级官员无法或者不愿意行使权力”，哈斯写道，“习近平标志性的反腐败运动，只是更多的政治清洗，在许多情况下，由所谓的对党忠诚者取代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

“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是，难以承认错误然后自我纠正，中国（中共）就是一个现成的教材。”哈斯说。

哈斯认为，新冠病毒源自于中国中心点的武汉传出，中共当局有必要向民众宣传，以使人们能够及时地采取预防措施，并在发病时采取适当的反应。然而，由于中共当局畏惧信息的广泛共享，担心如此将引发社会动荡以及导致人民认为领导无能，而目的在阻止病毒传播的政策（隔离和软禁）也反映了同样的困境。

“低估中国（中共）应对挑战的能力永远是一个错误，在初期陷入困境后，（中共）已展现其动员资源的独特能力。”哈斯说。

“但是，新冠病毒俨然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他的集权已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哈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病毒疫情如果没有处理好，习主席“很难怪罪别人”。

哈斯在文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中共当局没有控制好局势并尽快恢复经济增长，这场大流行病对中共构成威胁的潜力将更甚于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

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问题不在于广场上要求改革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要求政府的基本治理能力，“绝望的人可以做出绝望的事情。”哈斯写道。

最后，哈斯在文章中说，中共应对新冠疫情的这件事，也应该改变外界对中国（中共）的看法。

“几乎所有关于中国（中共）的文章和评论都以其持续崛起为前提，但是，假设中国的增长将以稳定的方式持续下去的这种说法，是无视中国的历史。”他写道。

中国虽然现在开展其第五个十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但是其仍然是是一个脆弱的体系，存在政治动荡的可能性。相对于中共，印度的动员或组织能力或许不如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也仅为中国的五成，但是印度的民主和公民社会为其提供了中共所缺乏的缓冲。

美国政府有必要做好准备，以应对“中国崛起”可能的半途中断。

“我们看到中共将其对台湾或香港的压制，导向‘本末倒置’的民族主义，或者习近平被挑战时，中共在政治动荡中转而向内”，哈斯说，“这将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将导致什么后果，现在都是未知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能假设中国的未来会像它最近的过去。”

来源：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