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的加剧凸显中共体制的失败。图为英国健康保护机构拍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显微镜下的样貌。(HO/BRITISH HEALTH PROTECTION AGENCY/AFP)

（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武汉市长指责上级；一名疾病控制高级官员指责官僚阶层；一名高级政府专家指责公众说，人民根本没听懂他告诉他们的话。”美媒分析认为，武汉肺炎疫情严峻之际，这种互相踢皮球推责任的现象凸显中共体制的失败。

中共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随着中国疫情的持续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死亡，《纽约时报》称，中国14亿老百姓正在质疑哪儿出错了。中共高级官员们罕见出现互相指责的现象。

中国人民难得一见中共庞大的、不透明的官僚体制是如何运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运作是如何失败的。这个体制中的许多官员已成为政治上的盲目服从者，他们担心做出的决定会激怒他们的上级，并且在与公众打交道时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或从中汲取教训。

《纽时》引述著名作家许开祯（Xu Kaizhen）的话说：“这次（疫情）爆发所暴露的最重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缺乏行动和对行动的恐惧。”

许开祯以探索中共官僚政治的复杂运作而著称。

“在反腐运动的高压环境下，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只关心自保，” 许开祯说，“他们不想成为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人。他们等待上级做出决定，只对上级而不对人民负责。”

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周一（2月3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承认，这次疫情是“对中国（共）体制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武汉肺炎疫情频临失控之际，前清华教授许章润2月4日在中国数字时代上发文，斥责中共政权是个只对上负责“制度性无能”的体制，致使人祸大于天灾，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

中共体制下 讨好上级比照顾好人民更重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当地官员先是隐瞒了关键信息，淡化病毒威胁，并把最初在社交媒体上向民众发出警报的几名医务人员定为“散布谣言者”。《纽约时报》之前的报导表明，中共当局由于没有发布早期病毒警报，而可能失去了阻止这种疾病变成大流行的窗口。

就在武汉封城的几天前，武汉一个社区由于缺乏对武汉肺炎传播的意识，举办了一场有四万多个家庭参加的大型聚餐会。

《纽时》认为，疫情的爆发揭穿了中共的一个真相，即中共政治精英们是纯粹凭借功绩来赢得任务或获得晋升。中共已将自己的体制作为其独特创新而对外出售。发展中国家已派出数千名政府官员到中国去学习共产党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倡导的是以服从威权统治为代价，换来安全和增长。

报导称，中国人民现在正在怀疑这一理论。他们现在正在将大部分怒火聚焦在中共领导人身上。他们认为，中共领导人在中共政府内部制造了恐惧和服从的文化。但很少有人会对中共领导人公开进行质疑，因为担心触碰到网络审查员或中共警察。

批评人士私下批评说，这届政府提拔的是“忠诚的”政治干部而不是技术型官员。

《纽时》认为，在武汉肺炎这件事情上，这么多官员都拒绝承担责任的现象部分源自在中国省级和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大量职位的技术型官员，与市长，省长，省党委书记等政治干部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疫情的爆发和缺乏披露表明中共政治干部们正在获胜。实际上，技术型官员们也正在成为政治干部，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告诉公众他们对该病毒的了解。

中共官员将多达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政治学习上，其中很多都是有关学习中共领导的讲话。在中共官员的绩效评估中，政治忠诚度比以前重要得多。现在，中共官场的这种经验法则似乎是在尽可能明确地表现忠诚度，这使其它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并在出现问题时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责任。

报导说，中国人民可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体制充满着失败。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它没有在早期披露疫情的规模和危险性是因为他需要得到上级授权才行。

当中国疫情变大时，中共开始向民众释放有关武汉肺炎的信息，但所含信息也是含糊且具有误导性。在12月31日至1月17日发布的一系列网上通知中，当地官员透露他们正在治疗肺炎患者，但没有透露何时或有多少患者。

拥有宣布疫情紧急状态权利的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到1月19日才发布自己的疫情通知，但该通知实质上是将责任踢给了地方当局。

中共政府高级卫生顾问王广发曾在疫情初期发表言论说，武汉肺炎“可防可控”。后来改口说，自己当时信息有限，同时指责大众“误解了”他的话，说他的意思是，大多数传染病的爆发最终都得到了控制。

地方官员似乎没有将武汉当地人的事放在他们优先事项清单的最前列。在一次接受国家媒体的采访中，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武汉居民有点焦急，有点紧张。马国强表示，他将动员所有党团成员来安慰他们。他补充说：“但最重要的安慰来自总书记习近平。”

著名作家许开祯表示，马国强的言论表明，比起照顾好他们所应该服务的人民，中共官员们更关心的是讨好老板。

“如果他们能在心中重新安排这种顺序，”许开祯说，“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治理方式。”

报导说，当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遏制病毒传播时，他们更擅长向外界展示他们很忙，而不是更擅长寻找解决方案。

在社交媒体上，低层干部抱怨说，他们从上级那里收到了如此多的指示，以至于他们花大部分时间填写表格，而不是完成真正的工作。社交媒体上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该体制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做事来解决问题。他们做事来解决责任。”

中共象征性惩罚官员无法挽回老百姓的支持

文章说，在武汉肺炎疫情过后，中共领导人将不得不对一些官员进行惩罚，甚至是严厉的惩罚，以挽回面子并赢得一些信誉。但是对于那些遭受疫情袭击以及遭受中共治理失败之苦的人们来说，共产党可能很难再赢得他们的支持。

一位武汉居民在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写道：“我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个国家将会回到一个和平和繁荣的社会。我们将会听到很多人大喊他们为这个社会的繁荣和力量感到有多么的自豪。但在我亲眼目睹了（现实情况）之后，我拒绝看到掌声和称赞。”

BBC此前曾报导说，或许终于觉察到此次“武汉肺炎”的严重程度远超17年前的SARS，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不满明显上升。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在微信讨论和在私下聚会中越来越多地将瘟疫责任归咎于体制和最高层。

报导称，在北京，看到的情形虽然不似银行挤兑一般的紧张，却呈现出国家层面的矛盾：一方面是央视春晚的华丽铺张，另一方面却是少得可怜的疫情讯息和来得太晚的救援干预，无以安慰恐慌中的疫区民众和不知真相的全国人民。

在国家的铺张和国家的吝啬两极之间，武汉肺炎最终演成全国性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