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共官员去年底公开武汉肺炎疫情时,隐瞒了某些数据,导致错失防止疫情扩大的黄金时机。
1月24日,《柳叶刀》(The Lancet)医学期刊发表的一篇最新研究,为科学家对武汉病毒何以迅速蔓延的疑问找到了答案:武汉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时间,比中共官员公布的时间至少提早了好几个星期。
中共官员去年12月31日向世卫组织(WHO)首次公开不知名武汉肺炎病例时,说明了数件事情:大多数患者都曾去过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早的病例是在12月12日出现;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意味着当时只有动物传播到人体)。
中共发布的这些消息,让全球卫生专家较为安心,尽管不知名病毒令人担忧,但“幸好”早期发现,可能“不会传播得很远”,“广大群众还没有面临严重疫情爆发的风险”。
然而,自上周以来,中国网民透过各种方式传出来的视频,使外界怀疑中国大陆真正的确诊及死亡病例数,恐怕远大于中共官方数据。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公共卫生专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教授推测,可能已经有10万人感染了武汉肺炎。另一方面,英国及美国四位传染病生物学家依模型推估,预计在2月4日前武汉病毒传染人口将超过25万人。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最早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
《柳叶刀》期刊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或许帮助外界找到了答案。报告的作者中国研究人员以及在武汉工作的医生,分析了最早被确诊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前41例患者的临床图表、护理记录、实验室和胸部X光等检验结果,以及他们的生活作息。
分析发现了许多与中共公布信息有所不同的结论,其中一个最受瞩目的结论是:第一起病例甚至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完全无关。
第一例患者于去年12月1日出现,第41例患者是在今年1月1日出现,中共在去年12月31日向WHO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最新研究报告揭中共提供错误数据
以下是该最新研究报告得出结论对照中共官方信息的四大落差。
1)超过三分之一的早期病例与华南市场无关
该研究发现,早期41位患者中有27位曾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没有去过华南市场。
2)首位病例没有去过华南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位病患在12月1日确诊,比武汉市卫生部门所说的出现首例的时间(12月12日)还早了近两个星期。
该研究还报告说:“第一个病人和后来的病人之间,没有发现流行病学上的任何关联。”这意味着,这名首例病患不仅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也和其他早期病人间没有任何接触,那么这名患者是如何得病的?
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George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传染病医生兼副教授丹尼尔・露西(Daniel Lucey)告诉VOX,这意味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早在去年10月就出现了。此外,他推测人们可能在食物供应链中的多个地方,接触带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动物。
3)推测1月2日就出现人传人
根据研究人员的分析,武汉第一个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频繁地去过华南市场,在出现症状(咳嗽及发烧)后7天送医,确诊后5天,他的太太也出现症状。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最早出现人传人的直接证据,分析报告并未说明这对夫妻发病的确切时间,但根据研究调查期间推测,可能在1月2日就出现人传人。
《柳叶刀》医学期刊1月24日发布的第二份研究报告说,1月10日在深圳的一个家庭出现武汉肺炎病例,其中五名成员近期去过武汉并感染了该病毒,另一名从未去过武汉的亲戚也染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没有去过华南市场。
中共当局称1月20日首度出现人传人的病例,但是以上两个人传人病例的时间,比中共官方发布的时间还要早两个星期。
4)早期重度病例非长者比例占五成
中共当局早期在发布数据时,一直强调病情严重或死亡的病人都是老年人或者健康不好的人。
然而,根据该最新研究,41例早期病例中,大多数年龄低于64岁,被送去加护病房的病患,50%的年纪在25至49岁之间。此外,这些患者中只有三分之一(13例)在染病前有潜在疾病(underlying illnesses)。
到底怎么回事?
多位专家告诉VOX,最新研究发现结果和中共数据有落差的原因有三。
中共官员可能没有搜集所有数据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教授、曾参与SARS防疫工作的戴维・海曼(David Heymann)指出,可能原因或许是中共官员没有搜集所有数据。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则认为中共提供错误数据的原因,或许是处于疫情爆发早期的“战争迷雾”中。
中共僵化官僚主义
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Global Health Science and Securit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员亚历山德拉・费兰(Alexandra Phelan)认为,中共僵化的官僚机构导致延迟发布信息。
她说,中共内部复杂的上报系统还可能阻碍低阶官员报告信息,尤其是政治敏感信息,因此,“尽管中共内部订定法律、规则或指导方针要求如何分享信息,但是相关数据通常不会上报到中央。”
SARS重演中共掩盖实情
2002年到2003年爆发SARS疫情,主要原因是中共隐瞒实情,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全球战略实验室(Global Strategy Lab)主任、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全球卫生教授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Hoffman)说,柳叶刀期刊的报告与中共官方早期数据不同,这一事实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中共信息可信度的“极大关注”。
“如果中国(中共)故意隐瞒信息,不仅危及公共健康,而且也违反《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值得注意的是,霍夫曼指出在1月20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情首次发表公开声明后,几天之内,中共公布的病例数就翻了一番,而且一直在急速增加。
霍夫曼表示,人们总是担心: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揭露事实,那么以后就再也无法知道了。
如果这种病毒继续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传播,那么中共是否一而再地故意提供错误数据,将演变成更加紧急的国际事件。
乔治敦大学的露西教授说:“在疫情初期了解真实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病毒的致命性和传播性。”
来源: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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