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爆发，让人们忧心忡忡。

一座逾千万人的大都市，“新萨斯”发源地——武汉，封城了。中共最新的封城举措，不但震惊了世界，更将千万名武汉居民推入致命的恐慌中。电影生化危机正在现实中上演，中共封城之举，透射出惊悚杀机。

1月23日，当地时间上午10时前，数十万名武汉人生死逃亡、试图在封城前逃离这座城市。更多人只能滞留家中，面对着出门无路、衣食无依的困境。

最致命的是，全面封城，意味着将逾千万未染病的武汉民众逼入了可能被交叉感染的绝境。武汉附近的黄冈、鄂州等十多个城市随之也陆续封城，更加重了武汉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焦虑和恐慌。

归因于中共“成功”的信息封锁和高压维稳，尽管武汉肺炎（新萨斯）疫情早在去年12月之前就已爆发，但在封城之前，绝大多数武汉人仍被维稳宣传蒙在鼓里，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反而成为民众反应最“稳定”的城市。即使是在1月19日习近平就武汉肺炎表态后，武汉市仍是一片“安定祥和”。

不过，一夜之间，半夜突袭的封城令给了中国人、尤其是武汉市民当头一棒：原来中国人（武汉人）早已坠入深渊，被隔离，被放弃，成为中共维稳政策的牺牲品。

这并非危言耸听：武汉封城，背后杀机重重。

武汉封城背后的疑问

尽管封锁疫区的确有利于防控瘟疫扩散，但这显然不适用于隐瞒疫情长达两个月的武汉。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加利亚（Gauden Galea）在对封城之举表示惊讶的同时，也指出“我们此时不能说这项措施会不会奏效”。加利亚还告诉美联社，如果死亡病例继续偏低，确诊病例数字本身并不表明疫情严重。

世卫专家对武汉疫区严重性的看法或许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但却面临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这一次的武汉肺炎与17年前的萨斯（SARS，中共谬称为“非典”）一样，疫情真相都被中共政权隐瞒和掩盖，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确诊病例，外界都无法获得可信的数据。

实际上，世卫专家的话，其实是从侧面点出了中共封城的疑点和矛盾：因为按照中共数据，目前武汉肺炎致死病例并不高、而是相当低，那中共为何突然采取封城这种极端激进的举动？

武汉肺炎在中国大陆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是随着中共最高层的发话而出现跳跃性增长。即使如此，用中共发布的数据与当年的萨斯疫情进行对比，也不难发现，至少，截至目前，如今的武汉肺炎扩散力度超过了当年的萨斯（非典）。

再加上武汉突然封城，武汉染病家庭在社媒上的呼救声虽被封杀依旧不绝于耳，以及越来越多的武汉医疗现状的视频被曝光。这些事实都证明，武汉肺炎瘟疫已然爆发，烈度更甚当年的萨斯病（SARS）。

既然瘟疫已爆发，武汉封城的举措，为何会震惊全球？

因为全城封锁对于防控疫情的效果，并不会比“检疫隔离（quarantine）”好多少，反而后患无穷，会产生交叉感染、病毒加速变异、社会恐慌等显而易见的负面效果。因此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未发生过封锁全城来防控瘟疫的先例。尽管网络上迅速传出近代有封城先例的流言，但以往其实都只是隔离检疫而已，并非封城。

然而，中共这么做了。

武汉封城后，中共党媒曾称，是“非典”功臣钟南山提的建议。不过，钟南山在电视上说的是，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以及隔离检疫。而目前外媒报导的医学专家们的意见，一般都认为这种限制措施会令健康人群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

那么，谁做出了武汉封城这种决定？

这里基本可以排除，武汉封城是由当地政府做出的决策。尤其是军队武警已进驻武汉、协助封城，而中共地方政府并无调动军队的权限。

也就是说，武汉封城，只能是中共高层特意做出的决策。

将逾千万未染病的健康人群，围堵在一个高传染性的致死瘟疫发源城市中，而无视民众极度恐慌，以及交叉感染、病毒变异等等必然后果。武汉封城这种疯狂的举措，已经远远超出了隔离检疫、防控疫情的需要。

由此带来一个必然的疑问：中共为何这么做？为何敢这么做？

武汉封城可能性一：不了解病毒而极端“维稳”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必有其不得不为的缘由或利益。武汉封城的背后，很可能隐藏了更多更深的秘密。

而在一个信息被封锁、政府公信力全无的社会中，公众有权力通过合理质疑来分辨真相，尤其是面对瘟疫这种人命关天的灾祸。下面综合了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大体归纳出，武汉封城背后的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就是中共不了解、也没时间进一步了解疫情，而选择封城这种最激进的手段来进行维稳。

其目的，大概是展示出中共控制疫情的手段和决心，降低外界的担忧，以免本来就低迷不振的中国经济再受冲击。

17年前的萨斯（非典），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得以扩大，重创了中国和世界经济，从而令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治下的瘟疫充满了警惕，甚至惶恐。

如今中共在武汉肺炎上重演隐瞒加维稳的老套路，但现在疫情瞒不下去，一旦武汉肺炎在国际上被升级为当年萨斯（非典）级别的大事件，中国的贸易、旅游，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以及市场信心都将遭受重创。

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并无信心和底气承受再一次的萨斯（SARS）冲击波。因此，高压维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手段来控制疫情扩散，就可能是中共权衡后的一种选择。

支持这种可能性的最大理由，莫过于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连开两天会议后，最终做出了不将武汉肺炎定调为“国际关注公卫紧急事件”（PHEIC）的决定。世卫组织在中共武汉封城后，曾表示此举将“减少”武汉肺炎病毒扩散风险。

不过，这种可能性同时带来两个根本矛盾或致命缺陷，那就是，中共凭什么可以牺牲千万民众的健康或生命；以及中共凭什么判定武汉封城的利，一定大于弊。

截至目前，海内外医学界尚未能对防治武汉肺炎病毒得出较明确的意见。唯一明确的，是此次疫情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发；而2019-nCoV病毒，与浙江省舟山的蝙蝠的冠状病毒基因最相似，且“与SARS冠状病毒在结合受体途径上很相似”。因此这次武汉肺炎，有时也被称为“新萨斯（非典）”。

但仅仅与SARS（非典）病毒相似的结论，并不具备支撑中共做出武汉封城决定的分量。

2019-nCoV病毒的来源、致病力、变异性，以及传染机制等，目前都尚未明确。而短期内，科学家们也不可能研制出防治疫苗。

那么封城后，在医疗资源明显严重不足的背景下，武汉市内逾千万的健康人群，会不会因为交叉感染和病毒加速变异，而面临更大的被感染的可能性？

即便中共牺牲掉逾千万的武汉市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有可能抑制住新萨斯病毒在武汉以外的扩散。但中共又凭什么确保武汉不会出现传染性更强的、更新型的冠状病毒，一旦解除封锁、世界不会面临更棘手的疫情？

事实上，中共自己已向世卫组织报告了，武汉已经出现第四代病例，武汉之外出现了第二代病例。这本身就意味着新萨斯病毒正在武汉市内快速传播，这种代际传播越多，病毒的变异和致病力就会变得越强，疫情也会更严重。

这些显而易见的后果，中共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如果中共的决定是基于这种可能性，那武汉封城只能证明它为了政权稳定而无视中国人生命的反人类本质，以及专制政权的短视和愚蠢。因为，中共在未能更多了解2019-nCoV病毒的情形下，就将逾千万民众推入新萨斯的大火坑，很可能用中国人的生命催生出更强力的病毒，最终导致疫情彻底失控，进而加速政权的崩溃。

但在目前，借助于武汉封城，中共正在操控五毛水军，试图挑动民众斗民众，将疫情扩散的责任，以及中国人恐慌、愤怒的发泄对象，都转嫁到武汉市民头上；而让武汉之外的中国人忽视了，新萨斯瘟疫的真正祸首不是病毒、更不是受害的武汉人。武汉肺炎，其实是政府维稳和隐瞒疫情催生出的人祸。

武汉封城可能性二：中共了解病毒而孤注一掷

说到武汉肺炎是中共炮制的人祸，这个说法可能并未夸大，因为武汉封城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如果中共并非不了解新萨斯，而是远比外界科学家对新萨斯病毒了解得更多呢？

截至目前，中共除了突兀地宣布全面封城外，并未对被围困的武汉市民的基本生活，做出任何有效的安排，也未说明封城的期限。

这种不确定性除了给武汉市民带来极大恐慌、反映出中共草菅人命外，也泄露出一个最大的疑点或可能性，即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全面封城，会不会是中共清楚新萨斯病毒短期内根本就无法控制？又或者，中共清楚这种新病毒只会昙花一现，疫情高峰远比外界预测要来得更迅速、更短暂？

换言之，全面封锁逾千万人的大都市，会不会是中共在了解新萨斯病毒特性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对其统治最有利的选择？

比如说，如果中共了解，这种新病毒短期内传染性强、致死率高，但变异性其实并不强，而且高峰期很快就会过去。那么中共很可能会判定，牺牲武汉不会令疫情失控，而是损失最小的选项。

然而这种可能性所包含的前提是，中共了解新萨斯病毒，或者说，这种新型病毒与中共有关。

这种可能性，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对2019-nCoV病毒来源的推断。

目前中共官方的说法，是2019-nCoV病毒源自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但中共并未说明是哪一种动物，以及这一推断的依据。外界的科学家们对此也尚未有更多发现。

不过，互联网上却出现了一种另类观点，那就是武汉肺炎病毒很可能出自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可能与中共在武汉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有关。

图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实验室）展示的萨斯病毒模型。（网络截图）

图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入门告示。（网络截图）

整理互联网上的科普信息可知，新萨斯病毒（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中、与致病力或传染性相关的蛋白包括S蛋白（spike protein）和E蛋白（envelope protein）。冠状病毒通过S蛋白受体结合区的基因重组或突变，可以实现其从野生动物到人类的宿主范围“跳跃”并导致高死亡率；而E蛋白则与病毒致病力和易受感染的宿主类型相关。

1月11日，香港的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告诉财新网，根据病毒基因图谱比较发现，与武汉肺炎病毒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

尽管大陆和香港的部分专家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能直接推出“舟山蝙蝠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但有海外网民利用分析生物信息的BLAST等工具，发现武汉肺炎病毒的E蛋白与舟山蝙蝠病毒具有100%相似度。

当然，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武汉肺炎病毒源自舟山蝙蝠病毒或其变种，但至少揭示出一种可能性。

而网络上有网民爆料，称舟山蝙蝠病毒是中共军方研究所改造过的人造病毒，新型冠状病毒与之有关；之所以在武汉爆发，是因为中共最高级的病毒研究所在武汉，可能是武汉病毒所泄露的病毒。当然，这种说法在中共统治下，无法获得证实。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或舟山蝙蝠病毒是不是中共的生化病毒，外界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得到证实的：那就是，中共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确对萨斯（SARS）病毒有着深刻研究。

1月23日，曾经发现SARS宿主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布研究，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序列，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也就是说，引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可能仍然是蝙蝠。石正丽是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主任。石正丽团队曾证实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

P是英文protection防卫和防护的缩写。根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等级越高，就能研究具有更大传染性和危害性的病原。P4实验室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也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是亚洲第一个正式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2003年萨斯瘟疫爆发后，中共得到法国援助，在武汉建成了第一个P4实验室。

但据陆媒报导，中共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疫情中，并未启用武汉P4实验室。

据陆媒公开报导，对萨斯病毒的研究都是在P3实验室中进行；在2003年9月至2004年4月期间，全球爆出的4次萨斯疫情（新加坡、台湾、广东省、北京／安徽）中，有3次与实验室病毒泄露有关。其中，2003年底，中共卫生部还专门对全国的P3实验室进行了安全督察，但这并未能防止2004年位于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发生萨斯病毒泄露。

综合陆媒有关病毒实验室和（新）萨斯病毒相关报导后，不难看出其中矛盾之处：武汉P4实验室是因为萨斯病毒才争取到外援而建成，但在明面上，却没被用于萨斯及本次新萨斯病毒的研究。而中共的P3实验室，尽管过去发生过萨斯病毒泄露，但依然被用于萨斯病毒的科研。

中共病毒实验室的这种矛盾之处，也为“武汉肺炎病毒源自中共军方生化病毒泄露”的传言，埋下了伏笔。

尽管拥有P4实验室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兼具中共军方背景，这一点难以考证，但它作为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理论上具备替中共进行生化武器研究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武汉封城的第二种可能性，目前难以被证实，但的确存在。

另外，如果真的是第二种可能性，那么短期内武汉市内的疫情可能会极其酷烈，但对中共而言，疫情或不会长久，可能数周后就消退。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武汉和武汉之外的中国人而言，灾难人祸已经降临；但不要放弃希望，寻觅真相，守住心中的善良，抓紧自救，脱离中共及其带来的劫难，希望和曙光就在前方。

来源：大纪元记者何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