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其实那时候，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搜干了，锅也早在大炼钢铁时给收走了，村干部只要看到谁家冒烟，就跑到他家里来搜粮食。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开始吃草根、树皮。尽管如此，上边还在逐级下压催着要粮。干部为了完成任务，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组成的抄检队手持钢钎挨家挨户搜查，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橱柜、鸡窝都要翻遍，屋里屋外仔细检查，凡是可疑的地方就用钢钎捅一捅，只要见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潮湿松动的地块，他们就用钢钎把地面掘开，真所谓挖地三尺。最荒唐可笑的是他们连厕所都不放过：他们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没有未消化的粮食粒。

墓碑正面。摄影时间：2006年10月

墓碑碑文。摄影时间：2006年10月

一、我为什么要为死于大饥荒的亲人立碑、写书？

大饥荒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由于这场灾难被有意遮蔽、隐瞒，加之大饥荒的亲历者或者已经故去，或者已经年老失忆，或者以”往事不堪回首”为由，不愿意生生地揭开自己心灵的创口，宁可尘封伤心往事，让亲人不仅死亡于肉体而且死亡于记忆，因此，这场人类历史上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人祸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当我想把自己的悲惨经历告诉下一代时，他们就像听《天方夜谭》的故事一样，感到匪夷所思。这时，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以抢救历史，不让这段往事如烟散去。

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尤其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几千万人中，绝大部分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默默地屈辱地拖延地死去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他们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极少有人知道这庞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更少有人知道其中的惨绝人寰的事实。作为一个幸存于大饥荒的农民儿子，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代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我曾经采访过当年我们村的村长欧儒存，问他明明知道家家户户没有粮食，为什么还要打骂社员追逼，以致造成别人家破人亡，自己也因而获刑坐牢?不料他说“以前的事我都忘了，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再进一步地提醒他时，他又说“你别问我了，我年纪大了，一点不记事，啥都不知道了。”我知道他是在拒绝记忆、拒绝反思。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而，当这些惨绝人寰的“前事”被遗忘之后，后人对此一无所知时，它就不可能成为“后世”的“师”，使之借鉴、反省、自警从而避免悲剧重新上演。一个不敢正视历史的民族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所以，我在为我死于大饥荒和文革的亲人竖立的墓碑的碑文写道“家悲国哀，凝成此碑，以祭先祖并昭示后人”。这是我要见证这段苦难和罪恶的深层原因。

2003年我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村口为我死于大饥荒的祖父、父亲、叔父、婶母和后来死于文革的母亲竖立了墓碑，2008年底出版了我的回忆录《共用的墓碑》，让我在大饥荒时代死去的5位亲人又活了起来，活在历史里，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更感谢基金会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见证这段悲惨的历史，让我死于非命的亲人欣慰于九泉。

一．何来人祸？

这场大饥荒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但实际上，有的学者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分析那几年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状况总的来说干湿相当的，算不得自然灾害。

我当时是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对事情已经有清晰的记忆力。我出生在农村，学校又经常组织我们下乡支农，所以如果有大的天灾，我们是会知道的。就我回忆，在59-61年间，在我们县范围内并没有大的天灾。

没有天灾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不正常死亡”呢?1958年大跃进中各地争放卫星，广西环江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亩产13万多斤!据《饿鬼》一书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迫使各级都创造他提出的目标。为了层层落实高指针，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在省里开会时，被关在会议室里长达数星期，直到哪位领导点头应允了当地的高目标，才获准放行走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我们砀山县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和杂粮，一年两茬，收了小麦种黄豆或者其它杂粮，如山芋等。据我们当时的公社书记梁学孔的回忆录说，当时的砀山县六个大公社，两个公社上报小麦亩产1000斤，另外两个公社上报500斤。但当时的实际小麦最高亩产量只有100多斤。光明大队的队长王恩行说得更具体：全唐寨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集中在文庄开会，叫干部报产量。上面的要求是亩产两千斤。那个时候，一年麦豆两茬的产量只有300来斤。干部们知道达不到，最后以山芋的产量一斤抵一斤算(山芋产量高，但热量低水分大)，还是达不到。凡是在会上报得低的，就遭到批斗。

大放卫星带来了高征购。后来上面就按照上报的数字征购粮食，社员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被征尽后，仍然达不到征购数字。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下面在瞒产私分，于是就层层追逼粮食。为追逼粮食，斗争、打骂社员和“右倾”的干部就是普遍的事情。采用的方法除掉常用的挤、推、压外，我们唐寨公社还发明了一种叫做“火车压油”的酷刑：把会场搬到火车站铁路旁，命令“右倾”干部趴在铁轨上，让别人层层往他身上压。这种办法足以把人的肠子挤出来，直到被斗者报出更高的征购数字。散了会，干部就用这些方法整社员。我60年寒假回家过年那几天村干部正斗争前院的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妈妈欧四奶奶，叫她站到桌子上，每只手拿一根筷子，要双胳膊架平，叫“架飞机”。老人家哪能撑得住?“扑腾”一声从桌子上摔下来。那些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但不拉，还用脚踢她，说她是装的。参加这样的会议，其实等于接受一次酷刑。我的叔父也是直接死于批斗的。

其实那时候，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搜干了，锅也早在大炼钢铁时给收走了，村干部只要看到谁家冒烟，就跑到他家里来搜粮食。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开始吃草根、树皮。尽管如此，上边还在逐级下压催着要粮。干部为了完成任务，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组成的抄检队手持钢钎挨家挨户搜查，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橱柜、鸡窝都要翻遍，屋里屋外仔细检查，凡是可疑的地方就用钢钎捅一捅，只要见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潮湿松动的地块，他们就用钢钎把地面掘开，真所谓挖地三尺。最荒唐可笑的是他们连厕所都不放过：他们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没有未消化的粮食粒。

这是大饥荒的第二年，食堂里早已断了粮，上面的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食堂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一两八钱。社员编的顺口溜说：一两八钱，饿不死炊事员。除掉村干部、积极分子和炊事员多吃多占的外，社员吃到嘴里的恐怕不足五钱。但这个定量还决不是米和面，而是山芋干子或是用山芋藤子、干茅草根、干树叶磨成的粉。炊事员用这些东西掺上野菜做成窝窝头，再用白水煮点野菜，撒上些盐，算是汤。每天两顿饭，一人一个小窝窝头，另加一舀子汤。社员说食堂的窝窝头“像牛眼一样大”，把菜汤叫做“四个眼的汤”(稀的可以照见人影)。

为了果腹，人们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鸡鸭鹅和猫狗这些家养的动物成为首先被消灭的对象，然后，从树上的、到地上的再到水里的，无论可吃的还是不可吃的都被人们吃了个遍。柳树芽、槐树叶、榆钱子(榆树花)是上等的菜，叶被吃完后，人们接着吃这些树皮，后来很多柳树、槐树、榆树都被人们吃死了。我们当地的野菜如苦苦菜(苦菜花)、富富苗(牵牛花)、刺刺芽(葪草)算是高级野菜，凡是地里长的都有人吃，不知有多少人因为误食了有毒的植物而中毒致病乃至死亡。水里的鱼虾、泥鳅、蜗牛、蒲根、水草早已被人们吃绝了，人们开始捉青蛙。有的人连癞蛤蟆也捉着吃，吃过后便上吐下泻。很多人把棉籽榨过油后的残渣弄碎了做成馍吃，吃过后人会严重的便秘，拉不下屎，只好请家里的人用棍子往外扒。最惨不忍闻的是有人看见别人的大便里有没消化光的粮食粒，便把大便捧回家，用水冲过以后食用&help;&help;

为了活命，年轻人都千方百计外逃。但当时政府把外逃叫做“流窜”，严加禁止，到处设关口，抓到就遣送回去或者就地关起来。但村里还是有些人设法闯了关东，他们不仅保住了自己，还设法把剩余带回家，使全家得以幸存于那场大灾难。

另一个重要的谋生手段就是偷。在那个年成，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为了活命，家家户户都在偷，社员偷地里的，队长偷场上的，村长偷仓库里的，整个农村形成了一个“偷”的链条。我们生产队长赵子科说，除了朱敦宣(全队最老实的)外，没有一个不偷的。但不久朱敦宣也在偷庄稼时被赵子科逮了个正着!

最残忍、最惨不忍闻的就是人吃人。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彭捷告诉我，他的一位远门的爷爷饿死后被草葬入地，老翁的侄子夜间偷偷把他的尸体弄回家，扒下他的棉袍，随手搭在屋梁上，然后把老翁拆散放在大锅里煮而食之，还将没有吃完的当牛肉卖给了邻居。有人怀疑，把情况偷偷地告诉了老翁的女儿。老翁的女儿听说后，回娘家探听情况。走进堂兄家的门，她一眼看见屋梁上搭着父亲的棉袍;掀开锅盖，锅里还残存着几根大骨头。女儿顿时一切都明白了。她气昏了头，愤愤地瞪着堂兄，骂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脏话：“你这个千刀万剐的，什么鸟东西都能吃!老天爷有眼打雷劈你!”

二、天塌地陷

我祖籍山东郓城，祖父带着父亲、叔父和两个姑母流落到安徽砀山县的唐寨大南门村。“解放前”，父亲和叔父靠给地主做长工来维持全家的生计。父亲和叔父都曾被日本鬼子抓去关东挖煤;淮海战役时，父亲和叔父也都冒着生命危险推着独轮车支持解放军。“解放后”我们分得了土地，当家做了主人，在上边号召“走集体化道路”时，父亲第一个报名入了互助组、初级社，由于父亲的诚实、能干，被选为我们生产队“解放后”的第一任队长。可是，随着1957年的人民公社和1958年的大跃进，灾难向我们家和中华大地的千家万户步步逼近，使数千万人沦为饿殍，使我家在1960年春28天的时间内家破人亡。

家里两个院子旧址照片

(原来叔叔、婶母住的院子旧址。爷爷和叔父母去世后，母亲和二哥便住在这里。右边的一间小屋便是二哥藏匿小侄女尸体的地方。院子最前边本来还有一间半小屋，那是爷爷住的地方。右边是我们的院子旧址。东屋是大哥嫂子住的厢房，小侄女就死在这间房子里。东厢房南边本来有一间小锅屋，父亲就吊死在这间锅屋里。摄影时间：2006年10月)

当时我全家共有12口人，分成两个院子居住，(插图4：家里两个院子旧址照片)爷爷跟着叔叔、婶婶住西边的院子里，爷爷住在院子最前边的一间小屋。我们家住东边的院子，父亲、母亲、带着没结婚的二哥和嫂子及三个侄女、一个侄子住在这个院子的东屋里(厢房)，这间厢房南边是一间小锅屋。大哥在十多里外的一个小学教书，我在砀山中学读书，1960年我17周岁，正读着初三。

1.父亲的辞世

1960年的3月7日，我父亲悬梁自尽。他是我们家第一个辞世的。他那年61岁,用母亲的话说：“正是领家过日子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自杀呢?当时父亲上有老，下有小，父亲眼看着八十多岁的爷爷一天不如一天，正在一天天走向死亡;不满周岁的小侄女的哭声把父亲搅得心神不宁。一听到小侄女的哭声，他就在院子里来回走，心如刀绞。小侄女的哭声常常从天黑持续到天亮，父亲也就一夜一夜地在院子里来回转。父亲内心在受着煎熬，在思想上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生与死的斗争。他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嗷嗷待哺的孙女和年过八旬奄奄一息的老父亲都被活活饿死。家里实在没有一口可吃的，而村干部还在继续打人骂人斗社员逼粮食——他实在看不到一点点生的希望。

父亲原是我们生产队的第一任队长，后来不当队长了，还继续担任村里粮食保管员的要职(在那个缺粮的时代，粮食保管员简直等于今天的银行行长)。到了1960年，村里已没有了粮食，干部便让他看管山芋育苗床。那时看管山芋育苗床比当粮食保管员更难。被饥饿逼疯了的村民，把山芋育苗床当成最好的目标，冒着挨打、被斗的风险，想尽一切办法去偷。用老百姓的土话说：“你栓个老虎也看不住。”所以尽管父亲尽心尽意地看管，常常整夜不敢合眼，苗床里育种的山芋还是日渐减少。父亲想辞掉这个职务，但队长不准，因为除了父亲他实在找不到更放心的人。这在父亲是个很大的压力：山芋在减少，父亲又抓不住偷山芋的人，别人就会自然地怀疑是父亲自己在监守自盗。说你自己没偷，有谁信呢?跟谁去说呢?父亲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终于有一天，队长发话了：“要是再抓不住偷山芋的人，就算是你自己偷的!”父亲虽然是个农民，却极在乎尊严。他虽不能说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豪言，却一样不愿意让别人往自己清白的身上泼脏水，所以，这句话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足以使父亲最终作出死的决定。

“哀莫大于心死”。学者们对自杀的研究表明：自杀的人实际上心理上早已经死了，彻底绝望了，自杀只是消灭身体而已。所以，从理论上看来，父亲的自杀是不可避免的。

2．叔父的去世

叔父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去世的。叔父那年只有五十二岁，在饲养组养牛。前些年有专门的饲料粮，在筛洗牛饲料的时候，偶尔也会淘出麦粒、黄豆来，因而村干部断定这么多年来一直担任饲养员的叔父一定偷食过饲料粮，家里一定藏有粮食，要逼他交出来。其实，从59年时饲料粮就连同口粮、种子粮一起被征光了。叔父交不出，自然就免不了遭批斗，受到推拉扭打。据嫂子说，叔父被人推倒地上，当时就吐了血。像叔父这样的老实人，尤其受不了这样的气。父亲的自缢身死对叔父自然是雪上加霜，促使了他的辞世。

3．爷爷的辞世

爷爷是我们家第三个辞世的。爷爷那年82岁，是村里年龄最长德高望重的老者。爷爷虽然年龄大，但没有任何疾病，前两年还在晚上跑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听大戏，大年初一我去看他的时候，爷爷拄着根棍子站立在他的小屋里，已经骨瘦如柴。

父亲、叔父的相继去世无疑是对爷爷的致命打击。听村里人说，父亲、叔父死后一连六天，爷爷每天上午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三晃地走到父亲和叔父的坟地上，晃晃悠悠地绕坟数圈，一边走一边泣不成声地说：“儿啊&help;&help;我的儿啊，往年都是儿埋爹，想不到今天爹哭儿&help;&help;我的儿啊&help;&help;”凡当时看见爷爷哭悼父亲、叔父的人，没有不落泪的。我至今不明白：我埋葬父亲后返校前向爷爷告别的时候，他分明已经卧床不起，只是一息尚存等待着死亡，他哪里来的力气使他站立起来并来回走一两里路去哭他的两个儿子?而且一连六天天天如此!到了第七天，他自知他这一盏灯的油已经熬干了，他也要随儿子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是他已没有了自杀的力气，于是，爷爷用自己扎腰的大带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头挂在床帮上，就这样死去了。第七天的早晨，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僵在床前地面上。

这样，爷爷、父亲、叔父他们爷儿三个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死去了。

4．婶母的去世

爷爷死后第十天，三月二十五日，婶母病饿而死。婶母虽然年龄不大，但患着心口疼(我估计是胃溃疡)，饥饿无疑加重了她的病;失去了叔叔，终于没有熬过来，孤苦伶仃地死去了。她是我们家第四个死亡的人。这样，由于他们没有子女，按照农村里的说法，叔叔这一门算是死绝了。

5．小侄女的夭亡

婶母去世后的第十一天，西历四月五日，小侄女终于停止了哭叫——她被活活地饿死了。这一天正是清明节，是万物复萌草木芃芃的日子，然而，我的小侄女，这个在错误的时间出生的孩子的小生命却在这一天终结了。她出生在1959年春天，直到她一年后夭亡我也不曾见过她一面，家里也没有人给她起名字，只听母亲喊她“小闺女”。她在世上仅存活了不到一年。

这样，自父亲三月七日悬梁自尽，短短的二十八天内我们的十二口之家竟有五口人相继辞世，使我家倏忽间天塌地陷家败人亡。当年轻气盛的爷爷当年带着两个儿子从山东郓城来到这儿定居的时候，他是万万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三个会在一个星期内死于非命，然后一起被葬到一片荒滩上。

入了人民公社之后，我们再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父亲被葬到村口的荒滩高坡。后来叔父、爷爷、婶母和后来死于文革的母亲也都葬在了这片荒滩，当时自然不能按照现在的风俗讲究坟茔的排列位置了，自东向西并排排列，分别是爷爷、父亲和母亲、叔父和婶母。

父亲的“棺材”是母亲陪嫁的嫁妆，岁月的剥蚀已变得油漆斑驳的橱柜。因为柜橱太短，父亲的两只枯柴般的脚露在外边。送葬的路上，当我偶尔抬起头的时候，还看见父亲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在“棺材”的后头摆动。

叔父睡的是一块门板，身上盖着一张芦席，与父亲的坟并排。直到多年后母亲一想起那年的事就会哽咽着重复那句话：“亲弟兄两个一个头(一)天(走)，一个第(二)天(走)，一个睡橱柜，一个睡门板，我一辈子的挖屈(遗憾)啊&help;&help;”

埋葬婶母使用的是他自己陪嫁的衣柜。当嫂子发现婶母的时候，她已经不知断气多长时间了。嫂子赶紧找到村长欧儒存，跪在他面前磕头哀求道：“儒存叔，我求您了，您行行好吧，您千万行行好，俺婶子死了几天了，不能让她臭在家里，求求您找几个人把她抬到地里去吧&help;&help;”嫂子边说边磕头。这样，欧儒存好歹找来了几个人，把婶母的尸体原身放进她自己陪嫁的衣柜里，仍旧抬到那片荒滩上，埋在叔叔身边，算是入土为安了，也算是与叔叔合葬了。

只有爷爷使用的是棺材，因为农村里有提前为老人准备寿材的风俗，父亲和叔父前几年就为爷爷买了棺材。

至于我的那个小侄女，她被用一片烂席裹着埋到另一片荒滩上。

三、灾难的继续

但悲剧并未就此结束。四月中旬的一天，二哥从县看守所里写给我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他被拘留了，关进了大牢。我回家打听二哥的事。母亲告诉我说二哥不敢像别人一样到地里偷吃的，天天在家里饿得乱转。小侄女死后，埋到坝子底下，二哥夜里偷偷地把她扒出来，弄回家藏在一个烂缸里，用麦草盖上。后来被嫂子发现，大哭大闹，大喊大叫，闹得邻居都知道了，村干部也知道了。不久，他就被人带走了。

母亲说，二哥想用小孩的脑子治他的头疼病。二哥自己后来向我解释说他当时是想给母亲“烧碗汤喝”，但我的紧邻王作军说“他把小闺女劈开了”。实际上对这件事最直接的知情者是我的嫂子，尽管她还健在，但我不敢问她，因为我害怕听到更加耳不忍闻的细节，虽然我很想知道。

后来，他被判了十年徒刑。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以什么罪名被判的如此重刑?

四、我在大饥荒中

1.省口中食给母亲。在学校里，我们的口粮标准和质量逐年降低，由初一(57年)时的36斤麦面，到60年初三那年只有22.5斤山芋粉和山芋片了。但我们依然维持着一日三餐，早餐是蒸熟的山芋片外加一碗山芋片面糊糊，中午和晚上是一个山芋粉面做的窝窝头和煮的烂白菜之类。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便悄悄地掰下一块放在我的书桌里。三两天后，我便自己吃每顿掰下来的有点发霉变质的窝窝头块块而省下一个整窝窝头。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我就能省出三个窝窝头来，于是两个星期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带六个窝窝头带给母亲吃。这也可能成了母亲得以幸存于那场大饥荒的原因。

2.给爷爷讨要救命粮。埋葬了父亲、叔父去世的第二天早晨，我想到了奄奄一息的爷爷。我拿起一个面瓢去了伙房，这里有和我家关系最好的店里二婶。我像一个乞讨的孩子似的伸出手里的瓢对二婶说：“俺大大前天死了，俺叔昨夜里也死了，我爷爷就快不行了。能不能给我爷爷点糁子，叫我婶子给爷爷烧碗胡涂(稀饭)喝?”二婶挖了一满碗糁子倒在我的瓢里。我仿佛领到了可以救爷爷生命的东西，很快地走到爷爷住的小屋里。

这是我给爷爷尽的最后一次孝，也是我对他老人家尽的唯一一次孝。我当时还未成人，不仅不能用自己力气挣的钱给他买点吃的，就是自己一口一口省下来的窝窝头，我也只能留给母亲一个人。

3.探监。

二哥被抓之后我又多了一件事：探监。每隔两个星期我便带上我一口一口省下来的窝窝头和用大哥给我的不多的零用钱给他买点咸菜，送给监狱里的二哥。

五、痛定思痛

我家先后去世的5口人中，死亡原因也各有不同。父亲是自杀，爷爷也当属自杀，但爷爷是在眼看要被饿死的情况下，又遭受了两个儿子先他而去的打击而自杀的，他即使不自杀，失去了父亲和叔叔、婶婶的照顾，以82岁的高龄在断粮的情况下是断难活出来的。叔叔主要是因为受了批斗挨了推打，且受了伤吐了血，一定是既有内伤又有外伤，父亲的辞世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婶母是疾病加饥饿而死，我的小侄女是完全被饿死的。

我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我们家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死亡?

1.如果父亲、叔父能带着二哥也闯了关东，他们顾住自己以外还可以有点剩余，这样不仅他们自己可以幸免于难，还可保住全家。但爷爷坚守着“饿死不逃荒”的古训，而且爷爷和父亲、叔父都过于传统而本分，一生谨小慎微，奉公守法，上边禁止“流窜”，他们就绝不会去干。

2.如果全家人都大着胆子冒着被斗的风险出去“偷”，而且父亲担任着粮食保管员和山芋育苗床看管员这样的要职，具备最好的条件，随时可以带点粮食、山芋回来，可以肯定全家都会幸免于难，安然度过那场灾祸。我最亲近的邻居店里大婶家，由于二叔担任生产队的会计，二婶担任炊事员，大叔看着队里的瓜园(在那个年头，我们常常把瓜园里的菜瓜、甜瓜、面瓜当主食吃)，这样，虽然他们也都是生命最脆弱的老人了，但他们全家安然度过了那个大饥荒，无一人死亡。由于我们全家人都过于本分，都恪守着“饿死不做贼”的道德准则，所以导致悲剧过于集中地发生在我们家。

3.如果父亲不自杀呢?父亲属猪，辞世时年仅61岁，是不当死的年龄，是应该能熬过来的。有父亲在，我们家的“天”就不至于塌。叔父如果没有父亲自杀的强烈精神刺激，虽然挨了斗并受了外伤，也应该不至于撒手人寰;有了叔叔的相伴和照顾，婶母也应该能挺过来，因为叔叔毕竟当时只有五十二岁，婶母还不到五十岁。只有一老(我的爷爷)一小(我的小侄女)断然难以保住。祖父当时已是82岁的老人，在当时几乎完全断炊的情况下，一定熬不过去;小侄女生不逢时，也在劫难逃。也就是说，如果父亲不自杀，我们家是可以减少死亡的。但是，我理解父亲：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孙女在自己面前活活饿死呢?

奉公守法、老实巴交、忠厚本分的爷爷和父亲、叔父一生历尽患难，但他们没有死于战火，也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煤窑里，却死在了“当家做了主人的新中国”!时也?命也?

初三毕业时(1960年夏)我班全体女同学合影。右上角是我们的班主任赵跃久老师，紧挨着他前面的是翟素霞，同排第四人为王秀真，第五人为唐爱华。

六、哀鸿遍野

在大饥荒时代，受害者绝非我们一家。

我的同桌翟素霞的母亲于1959年的春夏之交被饿死。为了照顾她，她的姐姐住进了她的家。可是1960年春天她的姐姐也被饿死，使她变成了一个孤儿。

我的二姑家住在邻县的萧县小吴楼村。她的独生子钢蛋1960年春天随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爬火车出去要饭，被饿死在他乡。直到41年后的2001年姑母去世也没有见到她的儿子。

我们唐寨公社原书记梁学孔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砀山县归属的蚌埠地区十六个县死亡一百五十万人，砀山死亡六万人。

我家所在的大南门村，原有人口二百七十来人，在1959至1960年春一年多的时间内死亡的人数竟达七十多人，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我们的邻居一个接一个、一家接一家地死去，皮子大爷死了，唐占廷死了，何香林一家弟兄俩个死了，王成贤一家娘两个死了，杨文彬死了，杨文栋死了，唐朝丰七、八岁的儿子也饿死了;在这些被饿死的人当中，大多是老年人，他们年老多病，经不住饥饿的煎熬。另外就是儿童，如我的小侄女。这些老人和儿童最需要营养而又最缺乏求生能力。

我县的黄楼公社饿死了一半多，我们村一些年轻人被派去帮助搞“稻改”，到了那里发现无处安身：几乎每家、每座房子都停放着没有掩埋的尸体。他们只好自己动手把尸体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堆放。当他们终于腾出一块地方开始生火做饭时，炊事员突然“呀!”地惊叫起来。众人围过去，原来炊事员在锅门口的柴草堆里发现一具死尸，死者的眼睛、鼻子、耳朵都被老鼠啃掉了，惨不忍睹。

午收季节，学校带我们到城北的一个生产队“支农”。在紧靠村边的地里割麦的时候，我们时不时会被眼前发臭的半腐烂的尸体吓得尖叫起来。

与我县同属蚌埠专区的固镇县孟庙村，1960年的麦子成熟的时候，竟然没有了劳动力收割。王衢生老师和学生被指派来这里帮助午收。当他们到了地方，满村子找不到一个人。最后，他们在村边庄稼地的麦垄里发现一个苟延残喘的老太太，从她那里借来一口锅，可是饭做好了却没有人愿意吃。原来学生们得知老太太用这口锅煮过两个死孩子吃才得以幸存。后来，连死孩子也找不着了，她就钻到麦垄里吃麦苗，吃未成熟的麦子，活到了今天。当王老师一周后返校时，那个老太太也断了气。至此，这个村子的人已全部死绝。

死亡也发生在学校。因为饥饿，同学中间有时发生偷窃的事。1959年，与我同届的初二(5)班的学生孙玉玺偷吃了别人的馍，被发现后遭到批斗。第二天早晨趁同学们上早操时孙玉玺上吊自杀。我的同班同学王秀真、唐爱华都死在中学阶段，另一个班的同学李鸿儒也在高中毕业之后不久死了，虽然他们都不是直接死于饥饿，但我敢说：他们的死都与饥饿有关。

七．结尾的话

大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它像一张巨大的阴影，我永远无法走出。这种挥之不去、斩之不断的刻骨铭心的黑色记忆被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一直到今天，失眠成了我治不好的顽疾。此后的几十年里，不论在任何场合，每当听到1960年、家庭、父母等敏感字眼，我就会泪如雨下，不能自已。

在身体上，由于在我长身体最需要能量的时候遭遇了饥荒，我自己也违背了家庭的遗传基因，只长到不足一米六的个头，就像一个正在成长的黄瓜突然断了水断了肥，然后萎掉了，按通俗的说法就是说成了三等残废。另外，由于当年吃了太多的霉变食物所酿成的胃病，一直拖延到今天。

我的家史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而已，我大饥荒和文革中相继逝去的七位亲人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我的家庭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代表。层层的痛苦在我的内心与日俱增地叠压着，积淀着，吞噬着我的心，历史的沉重感使我感到痛苦，有时甚至使我感到窒息。2006年8月，我提起笔开始写《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我明知道这是一种身心俱损的劳动，但我总有一种使命感：我要抢救这一段历史，我要让我们的后代，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中国却在发生着这样触目惊心的事情。

满纸荒唐事，一把辛酸泪。这一段历史是我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是带着满脸的泪水，有时苦痛使我无法继续，不得不俯在计算机前失声痛哭伤心的往事在我头脑中叠现，我一夜又一夜地失眠。但我终于给这本书画上了句号，为我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又立了一座墓碑，我终于可以告慰于我的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了，终于可以告慰于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