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余的2亿多头病猪的猪肉都去了哪里？（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李若兰、金唐综合报导）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猪年，但讽刺的是中国一整年都笼罩在猪瘟的阴霾之下。非洲猪瘟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人民币1万亿，其影响“不亚于一场战争”。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了非洲猪瘟在中国的肆意横行？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过去有4.4亿头猪，几乎占全球存栏量的一半，如今这个数量已经减少了至少一半。然而，根据中国官方最新数据，“2018年以来总共扑杀120万头染疫生猪”。这其余的2亿多头病猪的猪肉都去了哪里？

中国农业部数据最大疑点：病猪去向哪里？

2020年1月8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非洲猪瘟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2019年，全国共报告发生了63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生猪39万头。从2018年8月3日，中国确诊发生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到现在全国共报告发生了162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120万头染疫生猪，全国还有云南省一起疫情尚没有解除封锁。

这是一串耐人寻味的数字，暗藏中国百姓饮食安全之惊人危机。

此前，根据《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报导引用的资料，共同指向一个基本事实：“2018年8月初，辽宁沈阳首次报告了非洲猪瘟病例。到2019年8月底，中国的生猪存栏量下降了约40%。2018年，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仅那里的疫情就导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生猪死亡。”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的资料显示，中国过去有4.4亿头猪，几乎占全球存栏量的一半，但如今这个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甚至更多。

4.4亿头猪的一半是2.2亿头。

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扑杀120万头染疫生猪占中国存栏数减少量的一个零头都不够。那么，这2亿多头“消失”的病猪都去向了哪里？

根据《纽约时报》2019年12月8日的文章报导，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只扑杀了120万头猪，不到全国存栏总数的0.3%。虽然目前不清楚中国其他的消失了猪群去哪儿了，但食品专家说，其中许多可能在屠宰后变成了食物。这会加剧传播，因为这种疾病能在肉中潜伏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主席、澳大利亚首席兽医马克．西普(Mark Schipp)说，澳大利亚已经发现，最近到访的旅客携带或从国外邮寄来的香肠和其它猪肉制品中，有近一半受到了感染。

如果在推特上搜索“病猪”，可看到从大陆流出的视频显示，不少农民在病猪死后还在筹画着如何卖掉，更有黑心的肉食加工厂和贩卖者趁夜间将已经掩埋的病死猪挖出来，去屠宰贩卖。

这惊天的道德沦丧行为背后，又是谁在施放烟雾弹，为这些严重危害百姓生命安全的行为开脱？

2018年8月，美国之音就曾指出，最新的怪异新闻是中国官方媒体似乎是在公开呼吁中国公众大吃瘟疫死猪的猪肉。这里所谓的中国官方媒体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该报旗下的人民网的人民健康网频道8月24日转发官方《钱江晚报》的报导，标题是“非洲猪瘟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

中国问题专家秦伟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称：“讯息源告诉我，目前全中国可能已经有2000万头猪感染病毒，各地防疫部门根本没有足够人力物力监管扑杀，大量病猪可能会出现在老百姓的餐桌。情况已经失控，官媒依旧太平。”

中国猪瘟失控内幕大起底

2007年，俄罗斯曾爆发过猪瘟，首先是在南高加索地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现在一样，只有一个不完善的动物疾病监测和报告系统，然而，非洲猪瘟仍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传播到距离疫情爆发地约5600公里的西伯利亚东部。

非洲猪瘟病毒仅通过接触感染，其传染性和传播效率较低。为何它能在短短8个月间蔓延至中国大江南北？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猪瘟失控内幕之一：“南猪北养”战略导致猪瘟广泛传播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指出，2015年为了防止水体受污染，中国当局开始在南方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严格监管甚至禁止饲养牲畜。然而，地方政府不是让工业化养猪户有足够的时间来升级设施，以符合新的废物处理标准，而是将养猪场迅速拆除，导致南方的猪肉产量大幅下降。此后，中央政府又出于对猪肉短缺的担忧，于2016年4月制定了一项名为“南猪北养”的战略：把大部分生猪生产集中在中国北方，然后靠长途运输把生猪送到南方。

据农业部的资料，2017年中国生产的6.89亿头生猪中，有1.02亿头经历了跨省运输。中国东北的辽宁省确认爆发了首例猪瘟之后，这种做法就带来了重大的生物安全风险。事实上，2018年12月中旬以前报告的87起疫情中，约45%与长途运输有关。

《新京报》2019年9月11日的报导《超范围划定生猪禁养区须立即调整》就对这一做法进行了反省，“在南方部分水网地区把限养区也当做禁养区管理，没有给养殖户时间去进行粪污处理设施的改造，直接拆迁，导致养殖规模减少。”

《财经》杂志2019年11月的分析文章《南猪北养利与弊》明确指出：“这个产业链配置方式问题在于，万一发生猪瘟疫情时将对有效防控疫情跨区域传播扩散带来额外困难。这一点在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现实凸显出来。

中国猪瘟失控内幕之二：政府补偿严重不足导致“炒猪团”恶意散播猪瘟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指出，虽然猪瘟的传播仍可以通过准确和及时的报告得到阻止。但是中央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对于病猪扑杀的补偿严重不足，这导致疫情不能及时报告，更引发投机商故意传播疫情牟利。

中央财政部门只要求向农民提供部分补偿，其余的补偿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据财政部资料，截止2019年6月底，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累积了至少21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考虑对扑杀所承担的财政负担，有不报告猪瘟的动机。

在山东省，2018年8月就出现了疑似疫情，全省生猪存栏数很快大幅下降，但到2019年2月，只有一个农场报告了疫情；另据透露，猪瘟正在广东肇庆失控蔓延的同时，当地政府并没有将问题正式披露。地方政府在回复农民的赔偿要求时，所提供的赔偿金额也往往比中央政府规定的要低得多。

结果，养猪户本身也有强烈的遏制因素，不愿报告养猪场的疑似病例。他们可能会悄悄地把死猪丢弃或随便掩埋，避开官方的安全措施。也有恐慌性抛售生猪的现象，农民们拚命想把他们的猪贱卖，不管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

猪投机商（炒猪团）——走村串户去收购这些生猪，把它们运到其他地方，使猪瘟得以跨越行政边界传播。

2019年12月，中共内部刊物《半月谈》就撰文指，由于非洲猪瘟肆虐，猪肉价格高涨，但就有人借此牟利，组成“炒猪团”跨省贩猪（包括病猪），甚至散播疫情谣言、向猪场投放非洲猪瘟病毒以低价收猪。有“炒猪团”一天可调运4000头猪，每头毛利润1000元，一车运送100头猪即可获利约10万元。而此前有企业发现“炒猪团”以无人机向其养殖场投放非洲猪瘟病毒，遂加设无人机管制设备反制，结果干扰到附近民航GPS信号，被当局处罚。

财新网特稿《非洲猪瘟追踪调查：艰难的持久战》中就指出：“在过去数月的深入采访中发现，在最初的“遇瘟即报”之后，许多地方又频频出现对“疑似非洲猪瘟疫情视而不见、不愿确认的情况……这些典型的非洲猪瘟症状无人关注，被拒绝确认上报，也拒绝给予扑杀补贴；急于减少损失的养殖户不得不恐慌性低价抛售活猪，引致疫情随着走村串户的收猪车四处蔓延，越市跨省，轻易击穿防控系统，给更大区域的生猪养殖户造成惨重损失……”

中国猪瘟失控内幕之三：集中屠宰场成传播枢纽规章制度加剧疫情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指出，在这种环境下，就连为确保安全而设计的规章制度也只会加剧猪瘟的传播。例如，政府要求生猪只能在指定的屠宰场宰杀，这种做法本是为了防止病猪被非法宰杀，然而结果却把屠宰场变成传播猪瘟的枢纽：受污染的猪被送到屠宰场，它们得以在那里与更多的动物和更多的人接触。

另据财新网报导，山东不仅在全国生猪出栏量排名第四，也是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生猪屠宰加工第二大省，江苏、河南、河北等外省的生猪一直在流入山东。2016年，山东规模企业生猪屠宰加工量占全国定点屠宰加工量的25%，而临沂则是山东主要的屠宰地之一，故受到的冲击至为严重。

猪瘟损逾万亿伤痕如战争重创脱贫梦

法广刊文评论称，非洲猪瘟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不只是猪价上涨，有中国学者推算，非洲猪瘟造成的直接损失达人民币1万亿元；也有专家表示，其影响“不亚于一场战争”。

报导引述财新网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世界畜产学会副主席李德发推算，中国非洲猪瘟的直接损失有1万亿元，“这还不算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

另据报导，中国养猪产业上下游的从业人员及背后家庭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口，因此非洲猪瘟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严重冲击中国当前“扶贫攻坚”工作。随着猪只大量快速死亡，许多养殖户也面临破产。自去年底今年初开始，生猪大量死亡，没死的活猪被迫以一两块钱一斤的低价卖出，造成许多猪场资金链断裂，养殖户身负巨额外债，一旦无法偿还就牵连到多个担保人。

非洲猪瘟很有可能会让刚脱贫的农民又重新返贫。

俄罗斯输送马列主义与猪瘟

据美国之音报导，眼下在中国北到黑龙江、南到浙江扩散的非洲猪瘟来自俄罗斯。而俄罗斯的猪瘟氾滥并不是新闻或俄罗斯的国家机密，而是早就有国际媒体报导。

眼下外界不清楚究竟是中共当局的无能，对基本的世界新闻不知道俄罗斯有猪瘟，还是中共当局为了跟美国对抗打贸易战而铤而走险，明知俄罗斯有猪瘟也要坚持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而拒绝进口美国的猪肉。

中国进口了俄罗斯的猪肉，也进口了非洲猪瘟，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这种局面导致异议人士李江琳不禁想起俄罗斯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想起俄罗斯在过去的100年里给中国带来的祸害。李江琳通过不受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发感慨说：“1917年‘一声炮响’，毛子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2018年一声不响，毛子给中国送来了猪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