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大纪元记者何坚报导)回首2019,在日益升级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日渐蔓延的债务违约的炮火、爆雷声中,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在中共债务经济的泥沼中愈陷愈深。从房市、股市到债市,从出口、消费到投资,各个经济领域都是困局难解。
有鉴于450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大规模(据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估算),房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大的泡沫,没有之一。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10月、11月连续两个月超过30个城市二手房价格出现下跌。尽管受中共房市调控的扭曲和干预,少数一二线城市新房价格明年或会出现间歇性反弹;但二手房市场较少受调控影响,更能反映市场走向。二手房价格的动荡,已成房市下跌的标志性拐点。
对于以“高速增长”闻名的中国经济而言,房地产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三十年来,房地产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以及中共政权最主要的财源,更是中共用以吸收超发货币、吸蓄债务风险的资金池。
如今,经济下行,信心低迷,房企和购房者都债台高筑,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房市泡沫已经越来越逼近破裂的临界点。而这正是中共最恐惧的事情。
无论中共如何“因城施策”、百般折腾,房市越来越稳不住了。
据中共法院数据,截至11月,今年宣告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已高达446家,创下纪录。这个数字不但透露出房市的萧条,也反映出中国企业的债务风险正在增大。
据中国社科院和国际清算银行(BIS)今年的最新测算,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负债/GDP)高达152~157%,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70%)要高出一倍多。
穆迪、惠誉等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最近都指出,中国企业债务是对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
当然,在中共体制下,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民企身上。
例如,据彭博社统计,今年中国境内发生的企业违约事件,其中80%是民企,20%为国企。惠誉12月的报告指,中国民企债务违约率已从2014年的0.6%攀升至2019年前11个月的4.9%。
中共近年来为降低债务风险,而强行推进“去杠杆”。但在实践中,国企债务继续攀升,去杠杆的政治任务主要落在民企身上,结果就是银行收紧民企信贷,民企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频频出现债务违约,或破产倒闭。
企业债,就是替国企和中共背黑锅的“灰犀牛”。
相较于企业部门的高负债率(杠杆率),中共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名义上相当低。不过,政府低杠杆率并非真相,地方政府海量的隐形负债,已是中国经济中规模仅次于房市的“灰犀牛”。
据各国机构及专家保守估算,中共地方隐形债规模约30到50万亿元人民币。而大陆财经人士依据中共内部统计估测,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规模至少是显性债务的4倍。
中共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连债务利息都还不起,据中共法院消息,今年前10个月已有831个地方政府债务违约。
地方债已成为中共的心头刺,所以中共在过去三年中强推去杠杆,严控地方政府举债。
不过,地方债规模仍在膨胀中。因为地方债的根源,就是中共依赖土地财政维持政权,地方政府要借钱搞政绩工程,以及权贵党官们从中贪腐敛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债务的总和占中国GDP的54%,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而大陆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指出,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负债收入比高达1140.5%。
《华尔街日报》等外媒认为,中国家庭债务激增,受中共政策驱动。
一方面,被中共政策吹涨的房市泡沫,成为中国家庭最大的债务大山,房贷在家庭债务中占比接近80%。另一方面,因为中共不愿改变不公平的贸易体制,中国出口和经济受贸易战重创,中共只能寄望于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因而大力刺激民众消费,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
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被中共和房市吸干了的中国家庭,消费一直在降级,如何能扩大内需?
其实,上述提到的任何一个经济难题,换到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可能早就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倒台。中共的经济模式,为何能够避免那些灾难性的后果?
其中关键之一就在于外汇管制,而且也并非躲过了危机,只是推延了危机的爆发。外汇管制,包括严控人民币汇率、以及限制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就是中共推延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2019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十多年来首次跌破7。大纪元去年就曾预测,在贸易战冲击和国内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中共不得不让人民币破七;但同时,中共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如今人民币虽然破七,但困局依然无解。如果放纵人民币继续下跌,固然有助于缓解贸易战压力,但增大了资本外逃的动力。如果阻止人民币贬值,中共不但得咽下出口继续下跌的苦果,同时还要花掉大量越来越难获取的外汇储备。
未来的人民币,依旧是涨跌两难。
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自去年起就已翻了车。
中共海关12月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减少1.1%(美元计价)。这已是出口连续四个月同比负增长,且前11个月中有7个月是负增长。
即使近期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中共的体制性痼疾令协议并不被外界看好。而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机制也确保了,一旦中共像以往一样毁约,美国可以迅速升级关税战。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外贸的前景依然是黯淡无光。即便是中共,如今也把刺激经济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扩大投资和内需上,而不再奢望外贸能够打翻身仗。
中共近年来首次在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种最高规格的经济会议上,提出具体的基建项目。这种政策表述上的微妙变化,暗示用基建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大基建”,已成为中共稳增长的政策重点。
不过,作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也已瘸了脚。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取决于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然而今年前11个月,基建投资增速只有4%,制造业投资增速只有2.5%,唯有房地产投资增速维持在10%以上,但后者又会加剧房市泡沫化、并非良策。
也就是说,包括基建在内的投资已然增长乏力,并非中共一纸空文就能发动起来。而制约投资增速的,当然还是缺钱,这又回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危机核心——债务问题上。
中共目前的政策选择是加大举债来推动大基建,这其实是饮鸩止渴。先不提债务拉动经济的边际效用在递减、大基建能否奏效尚未可知;仅仅给地方债松绑、加大举债本身,就是在债务危机的火药桶上,火上浇油。
最近陆媒报导,今年至少有41家上市民企因债务危机被国资收购。而这只是中国经济近年来“国进民退”中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共放风“民营经济退场论”,已让民企老板人人自危。2019年9月,中共杭州市政府向民企派驻政府代表,此举就像66年前中共在公私合营中派驻公方代表一样,被视为是中共准备“收割”民营经济的讯号。
今年下半年以来,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马化腾在内的多家大型民企创办人辞职。而潘石屹等中国大亨,似乎早早就在紧跟李嘉诚、清仓中国资产。在此背景下,陆媒时不时发出“别让李嘉诚/潘石屹跑了”等等令企业家们心惊胆颤的喧嚣。
民营企业家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数据显示,被定罪的中国企业家中,民营企业家约占九成;截至12月中旬,今年至少有18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被抓。
虽然近期中共重申了各种保护民企的政策,甚至最高检喊出了对民企老板“能不捕的不捕”的口号,不过,没来得及跑的民企老板们有理由担心,因为中共说的话从来都不可信。
尽管中共发布的就业数据永远是形势大好,但12月中共国务院发文称要“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这种表态已说明,如今的就业或者说失业问题,形势相当严峻。
近年来中共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都稳定在5%左右的低位,但真实就业状况却与中共数字大不同。根据部分大陆经济学家的估算,将中共并未统计进去的失业农民工和城镇隐性失业人口纳入测算的话,中国真实的失业率介于15%~25%,远远超过了中共宣称的5%。
再加上,贸易战冲击导致成百上千万家公司已经或即将倒闭;可以预想到,中共极为担心的“规模性失业风险”已经爆发,失业浪潮正滚滚而来。
虽然中共将金融风险视为经济维稳的重中之重,且坚称金融体系稳健,但央行在2019金融稳定报告中承认,13%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中小银行)风险高。
而现实中,中国银行业的危机已经悄无声息地爆发。
今年10月、11月,河南洛阳伊川农商行、辽宁省营口沿海银行先后发生挤兑潮。更早前,5月包商银行被政府接管,7月锦州银行被工行入股接盘,8月山东恒丰银行被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注资,11月中型银行哈尔滨银行也被两家政府机构入股。这些被陆媒曝光的银行危机,还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有4500多家地方小银行,覆盖了亿万储户,更与大型银行密不可分。一旦民众了解中国银行业的真相,知道政府、国企和贪腐权贵们制造出的坏帐,其实已经掏空了中国民众的储蓄老本时,民间爆发出的挤兑潮会瞬间击溃整个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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