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大陆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学良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张学良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

当年，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毛泽东的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此时毛泽东的一贯支持者苏联开始面临着东西方战争的威胁，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即在中国，要求毛泽东要“联蒋抗日”。但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正是在苏联的指示下，毛泽东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毛泽东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侵略中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后，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面临着国民党数倍于己军力的包围，毛泽东为了求得生存空间，采取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联蒋抗日”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暗地里反蒋不抗日；二是国统区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

张学良发动了西安军事叛变。1990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毛泽东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毛泽东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然而，出乎张、杨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

最让张、杨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的反应。担心同时将面临东西线作战的斯大林在事变后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毛泽东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毛泽东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背信弃义”，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无论大陆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那么，后来的张学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1954年，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只是张学良醒悟的太晚了！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几十年中，海内外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版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谈话。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湎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地质学家丁文江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第二，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 中共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分子，这点从无论如何都坚持“一个中国”中都可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洗刷不抗日的污名，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西北割据和称王。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张学良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平和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者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但蒋介石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张学良接着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张学良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后悔之意。他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张学良这个人，大陆把他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最后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产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蒋介石的刚愎自用，独裁本性，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但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孤军血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

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实他是个“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多次采访过张学良的郭冠英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么忏悔的问题’……”

1994年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的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糊涂、最没灵魂的那种。

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的打油诗，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可能是：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

惟有好色似英雄。

作者： 颜昌海　 来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