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泛民主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亲共的建制派惨败。（宋碧龙／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在历时逾5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中，强大的民意席卷香港，亲共的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几乎全面崩盘，民主派大获全胜。报导指，此结果令北京高层震惊，没想到会如此惨败。从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误判了香港局势。

除了假情报因素外，有资深媒体人认为，北京对香港误判还有“斗争”心态。

香港区选 亲共派大败

11月24日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人数与投票率都创下新纪录。25日最终结果出炉，在18区共452个议席中，民主派拿下389席，建制派惨败，只剩60席，打破了超过20年区议会由建制派把持的状况。

此结果也反映出港人用选票向中共及港府的暴政说“不”，更被认为是直接反映香港真实民意的“代理公投”。

消息：北京对选举结果吃惊 没料到输得如此惨

紧接着选举结果而来的，是香港亲共媒体发出的“误判”检讨。

网媒香港01引述消息指，北京对选举战果感到吃惊，虽然早知建制派形势不利，但直言没想过会输得如此“惨烈”，在这种从未想像过的恶劣情势下，北京或会重新考虑林郑月娥的去留。

消息人士指，北京对24日的结果大感吃惊，“投票前两星期，爆出中大、理大的混乱，吐露港红隧被堵，又有（食环署外判清洁工）罗伯被掟砖击毙，北京评估‘反暴力’的民情足以抵销修例风波的部分冲击力，怎知这场海啸的威力会这么大！”

消息人士还指，区选结果如此震撼，北京必会重新评估香港局势，最后或会调整策略，不能只围着“止暴制乱”的轴子来转。

11月4日，习近平在上海会见了特首林郑月娥。习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11月14日，习近平又在巴西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最紧迫任务。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向中央社表示，这个结果也让习近平难堪，因为习近平不久前才接见林郑月娥，并对她带领的港府给予“高度相信，充分肯定”，显示出习近平对香港局势存在严重的误判。

中共误判局势：原估计建制派会在选举中取胜

选举结果出台后，“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巴默（James Palmer）以“港人打破了北京的胜利幻想”为题的文章指，北京媒体新闻部里一片惊慌失措，急着寻找能对中共有利的说法。

巴默向《人民日报》、英文《中国日报》及《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编辑和新闻工作者查问，得知三家官方喉舌媒体11月24日区选前已假定建制派大胜，并预测何君尧等人的得票增多，版位留空票数一格有待填写。

美国之音引用香港独立时评人桑普的话指，北京原本预计建制派能够小胜，但现在的结果令北京倍感意外。这名时评人说：“上个礼拜，据传韩正到深圳坐镇，当时问，（民主派）能从上一届的125席增加到多少。据传，报了一个数字是180（席）。他觉得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民主派（席次）没有过半， 270（席）才过半。现在不是180，而是389，相差太悬殊！”

有海外媒体人在视频节目中表示，北京预估是建制派将取得大的胜利。官媒中共《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他们已准备好了建制派取得大胜利的稿件和视频。选举前，《中国日报》在Twitter还写下了“香港这次之所以这么多人参与投票，这么高的投票热情，是因为香港民众如此希望能够平息这场动乱。”

在这次区议会选举之前，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有利于香港建制派的“乐观”言论。如，在广为流传的“拭目以待：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一文中，作者分析指，最近一到两周的“三罢”暴力行为让这部人（中间派选民）产生比较大的反感，能够帮助动员他们出来支持建制派，“建制派还是很有希望获得成功的。”

分析：中共影响区议会选举民意的手法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自“四中全会”后，中共与港府对付香港示威者的手法，开始出现了变化。港府和港警的政治操作就是通过港警自身的暴力升级，希望抗争者克制不住，也出现暴力升级，令民意反感及引起部分温和支持者的不满。

李林一说，中共的目的，在于通过大幅渲染这段时间内抗争者的暴力行为，来影响区议会的选举结果。

这一点从中共智囊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中共智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11月初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中央未必那么着急去解决香港问题。

田飞龙称，既然大多数民意不转变，沉默、观望甚至怯懦，（中共）中央不着急，用时间与成本来挤压民意中的机会主义水分，最终形成支持“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稳定多数民意。

11月12日，香港交警在无警告的情况下开了实弹，击中一名中五生。这名学生最终不得不切除了一个肾脏和部分肝脏。其后，港警与中共对开枪警察死撑，引发香港学生的怒火。之后出现了港警攻打中大、理大的事件，双方暴力升级。

与此同时，中共及亲共媒体大幅渲染的却是一名“李伯”被人纵火烧伤的事件。同时渲染的，还有港警装甲车如何被示威者汽油弹击中等等场景。《环球时报》还在选举前，特意发出大陆人在港“地狱经历”的报道，试图煽动港人对示威者的仇恨。

大纪元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回过头看这些手法，对港人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了中共高层对香港局势并无准确把握。换句话说，在区议会选举前，当局对形势有较大误判，才做出了这种近似无效的文宣动作。

中共政治局决策体系建立在假情报之上

中共高层的决策之所以出现误判，一个原因是各个系统提供的都是假情报，这种状况也是中共这个体制造成的。

据《金融时报》在10月中的报导，一位已经与中共打交道近30年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他在最近一次访问北京时感到震惊，因为上层听到的是下层传递上来的假消息，就连政治局级官员的简报也是如此。

“他们似乎得到的是非常糟糕的信息”，“他们一直在说假话”，这位美国官员说。

报导说，在香港问题上，中共官员即使在私人场合也坚持官方的说法，即美国和英国的“黑手”引发了香港动荡。从港府到习近平本人都持有这种说法，他们没有意识到香港不代表民意的政治体制、港府官员的无能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才是破坏稳定的原因。

报导提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上台后，承袭了中共的专制制度，并且他的执政策略更加僵化，这种僵化的共产党决策方式可能擅长进行建设基础设施、压制异议人士和审查互联网；但是在传递信息方面，即把一个坏消息从低层传递到中共高层的时候，这种体制就是极其糟糕的。

报导举例说，非洲猪瘟横行的时候，中共的农村官员不向省级政府报告“坏消息”，而北京还考虑到，彻底治理猪瘟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因此导致（猪瘟难以控制）。

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9月则对《信报月刊》表示，错误的情报，导致北京对香港有一个严重的误判。

程翔认为，这些情报人员在香港“无人无物”，只能依赖地下党、中联办替他们穿针引线，结果接触的都是亲中圈子，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样上去的意见，就必然是偏颇的。”

不止如此，报告交上去还得经过层层筛选，一位处长（中层干部）的报告，竟要经过8至10个关卡才能到达政治局常委手上，过程中，任何尖锐的意见都会被磨平。程翔分享了一个亲耳听到的例子：报告原本写“香港问题成为我们面对的一个新挑战”，去到第三关，“挑战”两个字不能用，被改成“课题”，事件的严重性失去了很多，“这说明，你如实反映香港情况的严重性，根本就上不去。”

程翔说，现在中共在香港有一套相当复杂、紧密的情报系统，许多与香港有往来的内地省市的公安厅、国安、军队在香港都有“耳目”，主要以私人公司形式掩护，“如果有一个班子能够真正接触到香港社会，何须这么多人？”

中共的“斗争心态”

中共高层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斗争心态”。

程翔说，“因为中共起家，正是苏联扶植，以颠覆国家民意的政权。在中共的DNA内已有一套机制，收外国的钱，武装割据。这是它的成长历史。”

程翔认为，再加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中共认定幕后黑手是美国，目的是要瓦解共产主义阵营，故根深蒂固相信“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香港有150多年殖民历史，即使1997年收回主权，北京仍然一直担心这个南方边缘城市，会成为英美颠覆中国的基地。

程翔记得，当年起草《基本法》，时任港澳办副主任鲁平曾对他说：“香港只能够是经济城市，不能够是政治城市。”他随即反驳：“没有政治自由，怎能保障经济自由？”并举例说明，“不要政治城市，那就要控制资讯流通，这样香港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鲁平没有因此放弃，不久后又提出要在（基本法）写上：“香港不可以成为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这句话原本印在李鹏199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中，后来因为港区人大代表大力反对，在终稿中删除了。程翔说，当时“六四”刚过去不久，建制派见到这句话很“火滚”，一致要求李鹏删去。

中共每每以“斗争”角度思考问题，“内部就是阶级斗争，香港问题就是国际斗争”。

去年，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在论坛上断言：“香港人成分最坏”，因为一有国民党残余，二有大饥荒逃民，三有殖民地遗民。“这种阶级分析，动不动就以‘斗’的角度去处理香港问题”，程翔说道。

2003年50万港人反对23条，中央大为错愕，事后派了很多人来香港“收风”，出现“全党解香港”一说，即党的所有系统都空群出动。这么多人来，理论上应该可以查出真相，但事实却非如此。程翔接触过大量“收风者”，发现全部人对香港都有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一、 香港人长期在殖民地生活，没有国家意识；
二、 英国在撤离香港后，一定会给中国留下“苏州屎”；
三、 西方一定不会甘心让香港从西方阵营的一分子，变成中共阵营的一分子，故会千方百计阻扰回归的进程。

分析：中共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的恐惧之中

在区议会选举之后，《环球时报》的社评，再次抹黑西方试图用种种手法影响香港区议会选举。

11月25日，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抹黑指，BBC报导郑文杰受酷刑、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澳大利亚媒体报导中国间谍王立强“叛逃”，作为西方插手香港事务的“拙劣手段”，这些都是冲着区议会选举来的。

李林一分析，事实当然不是《环时》所说的那样。但是究其思维方式，出发点是一种对灭亡的恐惧，从而产生一种斗争心态。也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说，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它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