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人古力巴哈‧耶利洛娃日前受邀来台，泣诉那段被中共抓进再教育营的悲惨经历。（林瑞珠提供）

一场“没有围墙的监狱：维吾尔人的今天”（A Prison Without Walls–East Turkistan Today）特展从10月18日至11月17日于台北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行，为了让台湾民众更了解维吾尔族在中国受到的迫害，首度请来曾经被中共抓进再教育营的哈萨克斯坦人古力巴哈‧耶利洛娃来台陈述过去那段悲惨的经历，她痛批中国政府才是恐怖组织、恐怖份子！她也指着中国释出的“再教育营”里坐在桌椅上课的画面根本没这回事，整个过程都是关在牢房里。古力巴哈和翻译的依里哈木在整场演讲及问答中，几乎都是边演说边流泪，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因为经商长期往来中国却无端被捕

我1964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三代都生活于此，没有东突厥斯坦（新疆）亲戚，我一直到1997年因为经商才进入中国。

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难产离世，留下我和刚出生的弟弟，后来父亲续弦，又有了一个弟弟，15岁那年父亲过世了，之后我自力更生养育弟弟，并靠着工读完成大学学业，毕业之后就结婚。1996年因家庭因素而离婚，独自抚养三个儿女，为了让孩子有好的生活及教育，我开始经商，1997年和一些人以团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做生意。

2017年5月21日我从哈萨克斯坦入境乌鲁木齐住进石油宾馆，第二日八点我正准备早餐时，有人敲门，是两男一女的便衣警察，他们进入我的房间说要检查护照，这在中国是很平常的事，我不以为意，我告之护照在柜台，他们就要求我一起下楼到柜台去拿，结果他们拿过护照却没翻开来看，直接要求我跟他们一起走。

他们其中一名男警是哈萨克族，两名汉族，上车之后直接把我载到一个像警察局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国保大队，在那里我被要求交出手机，之后就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原来他们在检查我的手机，寻找对他们有利的讯息，结果什么也没找到，他们问我什么时候买的手机，我告知一年半前，接着就把我带到一处地下室开始讯问到晚上十一点，问我名字、身分、来中国做什么，有没有做礼拜等等，我说我没做礼拜，最后他们要求我在口供上签名，我拒绝，并要求见律师，结果我又被带上车送到第三监狱。

进了监狱我就变成中国人

第三监狱大门开关的声音非常恐怖，进去马上被带到值班室，里头有个维吾尔女孩，桌上有个电脑，她问我的身份字号，我说我是哈萨克人，没有中国的身分，带我去的哈萨克人回了一个号码，并写在一张纸条上要求我背熟，当时我以为那是监狱人犯的编号，两三天后我才知道那是中国的身分字号，他们也把我的名字改成汉字书写的中文名字，也就是说，进到监狱我就变成中国公民，而不是哈萨克公民，他们要以对付中国公民的方式对待我，随时可以给我处死。

接着我被到带到一个小房间，先给我一个小杯子，要我提供尿液，并在几个男警、女警面前，要求我脱光衣服，我有点犹豫，他们就说：“让妳脱妳就脱。”我只好脱下，让女警检查我的身体，再换上他们给的黄色衣裤及一双旧的黑布鞋，因为鞋太小，我只好踩着鞋的后跟走路，警察就说：“妳在侮辱党对你的恩惠。”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这鞋太小。”那警察就说：“没办法，就这双。”然后把我带到704房间。

我以为被关进疯人院

牢房有两道门，先是一道铁门，再一道栅栏，进去前他叫我蹲下，然后把我踢进去，进去我才知道，里面有40个人，都带着脚镣，有些人还同时被脚镣手铐铐在一起，无法全身站起来，只能弓着身体，一时之间，我以为我来到疯人院，大叫了起来，旁边有个人，好像是牢房的班长，对我说：“妳不要叫，妳叫的话，他们会以违规逞罚妳。”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她告诉我：“我们在这里的人都没犯错，但都在这里，妳不要喊叫，这样对妳不好。”我听她这样讲才安静下来，这才看清楚牢房里有20人挤在一起睡觉，先睡两个小时，另外20人站着，轮流睡。

监狱里会用各种方式折磨我们，每天早上10点就要排队，会有三名带枪武警、七名维吾尔女警来点名，先要求牢房的班长报告前一天牢房的情况，有谁出去，有谁进来等等。我去的第二天点名的时候，警察就拿了一付五公斤的脚镣把我铐上，每天晚上七、八点还会来检查脚镣是否松了，这脚镣整整铐了一年三个月，直到我出来。在监狱里7到10天就会换牢房，可能是不想让我们彼此太熟悉，互相交流。

审讯酷刑包括连续性侵

带出去审讯或做什么，还会带上手铐，即使这样还会遭受各种各样残忍的对待，以承认强加于我们的罪名，例如十指插针这种酷刑，甚至被几个男人连续性侵，每次审讯最少24小时，有时候48小时，甚至72小时，回来都遍体麟伤，但什么话都不能讲，曾经有很多姐妹被带出去审讯就没有回来了。

审讯室有两个，一个有监视系统，如果在那里问不出结果，就会被带到楼上的秘密审讯室，那里没有监视设备，审讯人员可以施行任何手段都不会让人知道，只要有办法让我们在口供上签字，他们的领导都不会责备他。

有一次我被带到那个秘密审问室，被锁在老虎椅上，即使我已经被脚镣、手铐铐起来了，还再加一套脚镣、手铐，审讯我的是个27岁的小伙子，比我儿子还小，他说如果你不签，我就把我的生殖器插到妳的嘴巴里，我对他说：“妳没有母亲吗？妳没有姊妹吗？怎么说出比畜牲还糟糕的话。”结果他过来就用警棍一顿毒打，边打边骂：“妳怎么能和我的母亲我的姊妹比，闭上妳的臭嘴…。”边打边骂出一连串极为难听的话。

又有一次我被带出去审问坐在老虎凳上，连续24小时没给我一滴水，审讯结束站起来走一步就跌倒，我本来就有高血压，那天血压高到210、140，结果就被三个武装警察、两个女警押着到山里专门为监狱里的人看病的医院，说是医院，其实那里的设施跟监狱没差别。

很多年轻姐妹被带到秘密审讯是回来就一直哭一直哭，问她们受到什么样的待遇，都不说，只是哭。

有一次一个女孩头骨被打碎，后脑勺软软的，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安慰她，每个人都变成好像没有感情的动物，只能用眼光来安慰她。

被迫吃药打针年轻女人马上停经

每星期我们都会被强迫服用两片药，一个一个轮流从铁门的小孔伸出手去拿药，当场吃，然后张嘴检查；每十天打一支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药，也不敢问，但我后来发现里头那些年轻女孩吃了之后两个礼拜生理期就停了，身体的感受也失灵了，因为我们直接睡在没有床垫的铁床上，大家挤一起只能侧睡，起来时发现压着的身体一侧红通通的，却不感觉痛。

他们不给我们洗澡，环境很糟糕，所以我进去不到一个星期头上、身上都长虱子，过一个月他们就给我剃头，我不给剃，他们就说：“妳再吵就关禁闭。”我只好让他们把我的头发剃光，因为关禁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会被带进一个正方形的小空间内，里面只能蹲着，大、小便都在那里，有个女孩被关一星期就发疯了。

恶臭牢房关了40人

我从网路上下载了中国牢房的图片，就跟我们的牢房一样，前面有半身高的大片玻璃，宽3.5米、长7.5米，高6米，其中1.5米是厕所，厕所没门，没有水可以冲洗，也没有窗户，里头密不通风，整个房间恶臭无比，挤了四十几个人，每一个人都朝一个方向盘腿坐着，上厕所还得经过允许。

在这种环境之下，很多人上厕所出来就晕倒了，曾经有个姐妹上了厕所出来就疯了，她把自己的粪抹在脸上，然后说自己变成大男人，可以出去了。

妇人生产后马上母子分离

做为一个母亲我最不能容忍也无法忘记的是，有人重病住院，有人在监狱中生产，刚生完就被拉进牢房，孩子不知去向，无法喂奶，乳汁就分汨到发臭，几天之后就被打针停乳。

中国的监视系统很严密，非常可怕，牢房里有监视系统，我们要彼此交流是很困难的，只能利用很短暂的时间想办法交谈。

牢房里有一个电视，每周五会让我们看20分钟宣传片，宣传中国共产党多伟大，人民多幸福，周六、日就发给纸笔写悔过书，要写过去不知感恩共产党的恩惠，从今以后要用更多的爱来回报祖国等等。我不会中文、维文，只能写俄文，就请监狱里的姐妹们帮我翻译，然后我再签名。

两个月就安排健检，每十天就脱光衣服检查

每两个月还会安排到医院做健检，每次出去都要排队套上头套，两人铐一起走到外面上巴士，在车上才能拿下头套，一个牢房40个人刚好一辆巴士，拿下头套就看到外面有很多巴士，我就知道里面关了很多人。到了医院之后就会做很多检查，X光摄影、超声波等等，再搭车回监狱，第二天就会换牢房。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这样大费周章的给我们两个月就做一次健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换牢房，有时十几天就换，大概是不想让我们互相交流，谈论彼此所受到的痛苦吧。

在里头每天供应三顿伙食，但吃得很不好。早上八点会给一点面糊、一颗苹果大小的馒头，中午则是高丽菜汤和馒头，幸运的话汤里头会有一片高丽菜，晚餐是黄瓜汤加馒头，运气好才会分到一两片黄瓜。

每十天会有3名男性武警站门口、4名女警到牢房里来检查，要求我们四人一组走到他们前面脱光衣服，然后蹲下、起立三次，有些姊妹觉得羞辱哭了起来，就会被电击棒殴打，我们的牢房年纪最轻的14岁，最年长的80岁，一样同受这种羞辱，我觉得他们是要磨光我们的自尊。

刚开始我经常哭，后来就不哭了，因为有年轻姐妹安慰我不要哭，告诉我人总有一死，他们再怎么折磨我们，真主都会和我们在一起。听她们这样讲，我才擦干眼泪不哭了。

突然无罪释放

去年2018年9月27日，例行每周的检查，轮到我的时候他们说妳不用脱，然后给我两手铐在背后，带上头套，平常出去都是铐前面，我不知道那天为何铐后面，然后由两个警察、两个武警押上一台很大的警车，锁在后面的小车厢里，因为我们关在里头总有一死的想法，所以我那天很镇定，心想应该是轮到我了。

结果我被带到医院检查，关在一间病房里，三天之后警察打开我的手铐，脚镣则因生锈而拿不下来，有名女警对我说：“妳无罪释放了。”我一听马上大叫，她警告我不准哭不准叫，然后带我到大院子里拿掉头套，那是我经历一年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后第一次看到蓝天，我忍不住惊声尖叫大哭，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这过程中他们怎么拿下脚镣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由了。

接着我被带到第一天被抓的时候去过的国保大队，他们说要为我办签证，之后就会送我回国，并为我订了旁边一家旅馆，派一名维吾尔女警跟我住了三天，我对她说，同是女人，请借电话给我打给儿女，她却说不行。到了第三天就有人来说：“妳可以回去了，以后妳可以自由往来哈萨克、中国经商，但妳要把过去一年三个月的事情都忘记，不然对你不利。”

我要求还给我之前放在旅馆的皮箱、金钱、首饰等物品，他们却说：“妳能保住命已经很不容易了，赶快走吧。”当晚八点就送我到机场搭机回到哈萨克。

他们把护照、手机还我，但手机资料被清光，通讯录也洗的干干净净，我想他们是要让我找不到任何被拘留在中国的证明。

返回哈萨克机场时，我身无分文，只好跟人借电话打给我的孩子，三个孩子就一起来到机场接我，我们一见面就拥抱大哭，我还向他们说对不起。

我的儿女向联合国求救

我为了养育孩子非常努力，他们也没让我失望，在我被中国抓进集中营之后，孩子们开始利用各种管道找我。他们说，最难受的是不知妈妈的死活，也不知道该到哪里找，但我的孩子告诉我不会让他们得逞，因为我一失踪，他们就写信给中国大使馆、哈萨克政府、俄国政府，还有联合国，而且都接到回信，证明确实失踪，这点让我感到很幸运。就是因为三个孩子的营救，透过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的施压，中国才将我释放。

孩子们拿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写给哈萨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馆的公文给我看，上面写“贵国一名公民收押事通知如下”，还说我涉嫌帮助恐怖份子活动，被乌鲁木齐公安厅收押。但在我被捕审问期间，他们完全没有提起我和恐怖份子的任何关系，也不曾在讯问我时问过我是否提供恐怖份子资金。

那份公文上我的名字是我在护照上的哈萨克名字Jalilova Gulbakhar，并非被捕之后监狱给的中文名字。我想是因为改成中国身分，在网路上就搜寻不到我的讯息吧，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到现在还有两个疑问，如果我真的协助恐怖份子，为何在我入境第二天才抓我，而不是第一天？最后又是用什么证明让我无罪释放，因为审讯过程没有给我请律师，审讯的报告也没有给我看过，最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将我释放？

被幻听、幻觉、药物后遗症折磨

回到家之后，我还是过得不平静，经常出现幻听及幻觉，每天耳边充斥的是审讯过程被拷打、刑求、姊妹们的哀嚎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惨状，以及脚镣的声音、铁门开关的恐怖声响，甚至在家里上厕所前，我还会在厕所门口说报告，等待允许才敢进去，我就这样被恐怖的幻觉折磨了20天才慢慢回神过来。

在监狱被强迫吃药、打针也引起很多后遗症，身体到处发痒，我去医院看诊后，医生告诉我身体的毒性太强，需要慢慢排毒，到现在还在治疗中。

我跟孩子们说，我的精神及身体状况需要治疗，需要换个环境，想离开哈萨克斯坦。实则，我是因为曾给监狱中的姊妹有所承诺，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认为我迟早有一天会出去，并希望我出去之后能把里面的一切不人道遭遇诉诸国际社会，直到最后一个姊妹得到自由为止。

到土耳其寻求庇护

在哈萨克斯坦做这些事会有困难，所以我决定到土耳其请求庇护，土耳其也如愿给我永久居留权，目前全世界只有土耳其接纳大量的维族难民，自从去年我到土耳其之后，就开始接受全世界各大媒体的采访，所以我很感谢土耳其。

妳问我哈萨克斯坦对我的遭遇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说，我不想谈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做为，而且我的三个孩子还在哈萨克斯坦，所以我不想对哈萨克斯坦政府做太多评论。至于俄国则回复我的孩子说，我的事是哈萨克斯坦跟中国外交之间的事，不便介入。

维吾尔人的问题是人权问题，我的这些姐妹们被关，他们的家人都不敢申诉，因为害怕自己也被抓进去。而我身为一个普通女性，没有太大的理想，只想把亲身遭遇以及姐妹们的处境公开于世，让他们获得释放，得到自由。

在我被释放的一星期之后，就开始把在监牢里认识的姐妹的名字以及罪名都记录在笔记本上，一年多来总共记了200多个，有一些还记不起来。每个人的罪名都很荒唐，比如说，有个妈妈做家俱生意，回家前发个讯息给儿子说，家里没有面粉和火柴，请儿子回家时带点面粉和火柴，结果就被抓了，365天都被抓去审问那是什么暗号。

请台湾人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及主权

维吾尔人就是失去自己的国家（东突厥斯坦），才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只是，没想到从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到今天关了两三百万人的集中营，仅仅几个月，香港也出现类似的集中营，下一步就看香港人会不会突然失踪被送入集中营了。看到这种状况，台湾人民如果还不珍惜自己的民主，还对中国存有幻想，以为经济至上，那就非常幼稚，因为在你毫无防备之下，台湾很可能就会变成东突厥斯坦。经济发展可以藉由各种方式获得成长，但主权、国家、民主是用钱买不到的，台湾人真的要好好珍惜啊。也希望你们能将维吾尔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以及悲惨的现况传播给更多人知道，这就是我这次来的目的。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