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方面，民企的生存问题尤为突出，大量民企正在倒闭、出走或在困境中挣扎。 (PHILIPPE LOPEZ/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但中共诸事不顺，面临中国经济持缓、贸易战何时休兵、香港反修例运动及西方社会强烈抵制中共等问题。在中国经济方面，民企的生存问题尤为突出，大量民企正在倒闭、出走或在困境中挣扎。

这个系列的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说的是在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思路指导下，学者揭露国企如何占有资源垄断地位，以及民企如何挣扎求生的。下篇说的是习近平首先利用回归中共原教旨打击政敌，之后却无法摆脱困境的故事。

2019年中共国企及相关方大量收购民企

在中国大陆，目前中共“国进民退”（国企进民企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据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数据，今年1至6月，中共政府支持的企业总共购买了47家上市民营公司的股份。相比之下，2018年全年此类交易为52笔。

这些数据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工具收购的民营企业股份，购股规模从不足1%到100%不等。

惠誉的数据并不完整。根据天风证券（TF Securities）1月份的估计，从2018年10月开始，地方政府和与政府有关的实体迅速筹集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纾困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国企可能会更积极地参与入股民营企业。

“十一”前 多名学者炮轰中共经济制度

“十一”前夕，大陆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共前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分别在外媒发文炮轰中共经济制度。

9月20日，盛洪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指，在经济显着放缓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表现是重要因素。国企高管群体在享有着巨大的国有资源优惠和政府补贴的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强势群体，让他们放弃利益几乎就是与虎谋皮。

文章批评，国企有5类特殊利益。第一，不交利润，即资本成本为零。虽然自2007年始，它们貌似每年上交数百上千亿元的利润，但又以补贴或再投资的形式投回到作为整体的国有企业中去。第二，对于已划拨的国有土地不交地租，即土地成本为零。虽然有些上市公司象征性地给母公司交一些地租，但这些国有母公司却将此作为自己的收入。第三，获得低息贷款。据刘小玄等人的研究，国企实际上只需要支付1.6%的融资费率，而市场利率水平约4.68%。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可以只支付平均市场利率的34%的融资成本。第四，拥有垄断权。据盛洪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垄断权，使其增加相当于营业收入的4.8%的收入；或按制造业增加值率22%计算，相当于增加值的21.8%。还有低价获得国有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并时常获得政府的资金补贴。

文章说，国有企业是一个资本成本减少100%，土地成本减少100%，货币成本减少66%，垄断利益增加相当于增加值的21.8%的企业。将这些要素成本减免的利益折合成增加值的份额，约为61.2个百分点，“我们也可称之为‘国企租’”。

文章虽没直接说到民企，但从中可看出在大陆，民企的待遇远不如国企。

另一名在外媒撰文的经济学者是中共前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

贺铿在文章中表示，中国经济在2010年起开始下行，中美贸易战只是其中一因，他认为更主要原因是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未有堵塞漏洞，以及“民营经济退场论”等极左思潮。

文章说，政府大搞公共投资，如高铁地铁及高速公路，资金只是来自扩张财政，扩张银行贷款，加上地方政府拚命卖地，盲目发展房地产，最终导致消费减少，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不断扩大，令企业债务、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同时贺还呼吁中共避免“国企进民企退”。

他形容道：“现在累积的经济风险因素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

大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大跌8.8%

今年9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1到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00,628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5.5%，继续下行。

其中制造业占相当比重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大跌超过8.8%，至236,963亿元。

大陆经济界对民营企业历来有“56789”的说法，刘鹤也在一次会议上承认，“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城镇劳动就业，90%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从9月公布的数字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已经跌破了60%。

一篇文章透露民营企业大消亡

去年大陆网上有消息说，现在中国每年有60%的民营企业在倒闭，特别是小型的私人企业。

去年9月，微信公号“正和岛”的文章《我一个年收过亿的制造业老板，连500万都拿不出来！》在网络热传。文章引用一名制造业老板的话说，为什么停产了？“维持不下去”，为什么维持不下去？“维持也是赔钱，现在成本高，利润又低”。

文章举了多个制造业老板的自述：“铸造厂老板：出租厂房比开工厂挣得还多。”“制造业工厂老板：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模具厂老板表示，“我们做制造业的，规模搞得越大，死得越快，所以我们很担心行业被资本盯上。”

“一些小公司如果要用现金去交300万元的税，这300万元的现金流足以把一个营业额在四五千万的厂直接压死。让一个有一亿营业额的企业拿500万元现金，都绝对拿不出来。”

“去年我有70多号人，今年降到14个人，相当于有50几个家庭因为这个工厂裁员，失去经济来源了。这50几个员工一个月在我这里每人可以拿七八千，现在他们要另外找工作了。”

习当局打中共原教旨旗号 加强对民企控制

从“十八大”后，习近平就打着中共原教旨的旗号，清洗江派及其他政敌。在“十九大”上，习近平获得中共“核心”称号，同时宣称将继续“坚持中共的领导”。中共的触角也不断伸向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等方方面面。

随着2018年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很多民企业主或关门、或套现走人。中共在经济领域加强了对民企的控制。

9月10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退休。9天之后，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卸任腾讯征信的法人一职。9月20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卸任联想（天津）法人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9月12日，中共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针对市场主体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中共搞的所谓“吹哨人”、“举报人”制度，都是“群众斗群众”的手法之一，目的是吓唬那些企业，使他们未来能更听中共的指挥。

《纽约时报》今年9月23日报导，北京当局正大量收集来自各种政府机关和产业机构的数据，包括法院判决、付款资料、环保记录、版权侵害、甚至是公司雇员里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等等。

9月份，中共中央经济规划机构宣布已完成第一期对3300万家企业的评估，给他们的打分从1到4分不等。

“它是要影响企业的决策，使其遵循中共的意愿，”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萨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说。

从去年开始，中共当局已强迫全国企业，包括民企甚至外资企业设立中共党委，接受中共领导。

今年9月20日，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向阿里巴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派驻100名机关干部作为“政府事务代表”，时间为一年。

这些事件使外界确信中共未来将对民企实施更多控制。

中共高层学习《共产党宣言》 民企信心遭重创

今年4月，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谈及2018年导致中国经济恶化的原因，他认为最主要有三个，第一就是民营企业信心遭受重创。

向松祚说，如去年5月北京隆重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最高决策层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很多民营企业家看到这个消息非常疑惑。因为谁都知道，《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私有制。很多企业家开始忧虑恐慌。很多企业信心受到打击，没有信心长期投资，甚至急于想套现走人。

向松祚透露，今年两会期间，中共最高检一名副检察长讲了一番话。他说到某个省去调研，那个省排名前100位的民营企业家，竟然有40多位被抓走了。

他认为，近年来，中共打着“党领导”的旗号，刻意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进民退论”不断升级，让私营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去年9月11日，大陆“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的文章《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掀起轩然大波。

耐人寻味的是，之后虽然中共文宣对文章提出批评，但吴小平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理或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