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期间，北京民众要求民主。（看中国图片）

本文记述笔者亲历和目睹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实况。写于当月，曾试图邮往香港，但未能突破中共的邮政检查网。既然我能提供中共进行屠杀的证据，并坚信中共决不会逃脱历史的审判，不把这篇文章送出去，我决不罢休。我把它称作《再增加一份证词》。无疑，在我之前已有许多人写下了他们的所见、所闻。

中共竭力否认发生过“六四”屠杀，并想要国际社会淡忘这件事。我们的责任是要它服罪。我追述的事实不免和别人写过的有些重复，但重复不会太多。笔者住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十二号楼，此处的地名是木樨地，因而着重记述发生在左近的事。这里发生的事绝非不重要。笔者希望海外读者知道，中共宣传工具反复强调“天安门广场一个人也没有死”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要否认广场上杀过人这一事实，二是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广场曾否进行过屠杀这一问题，从而忽略广场之外，发生于市区其他地方，尤其是军队入城必经之地的屠杀。屠杀绝不是只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把这一点说清楚是我对死难者的责任。法国《费加罗报》的轻率已为中共所利用。（刊于《人民日报》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八版）这家报纸绝不亲共，但是它说：“事情已过去一年了，现在是弄清曾被简单化或夸大化的事实与真相的时候了，例如，某些观察家发现，与至今仍坚持确有其事的说法相反，没有发生‘天安门屠杀’，学生们凌晨自由地离开了广场。”《费加罗报》把注意力只放在广场上曾否屠杀，这就落入了中共的圈套。

士兵伪装成歹徒制造事端


1989年，中共军队血腥镇压人民。（网络图片）

为使海外读者更全面了解那时北京发生的事情，懂得此一事件的政治含意，本文还将叙述“六四”前后北京人生活在怎样一种大环境和气氛之中。如果我说，这个八百万人的大城曾经不在中共掌握之中，绝非夸大。说屠杀的次日和其后四天只有北京城的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正阳门及其附近街道掌握在中共手中也绝非夸大。在北京老百姓心目中，这个城市是几天之后才“陷落”的。

五月底，中共所谓戒严部队开抵北京四郊为当地居民所阻截，并纷纷向士兵讲述城里的实情，告诉他们并没有所谓坏人闹事。几天下来，军队已欲进不得，这就需要制造一个借口使军队得以强行进入市区。读者当会记得发生在德国的国会纵火案，在北京，也曾策划了一幕与之相似而规模远过之的丑剧，只因一次意外交通事故而过早败露。中共被迫放弃所谓“歹徒”在市内暴乱，军队进城“平乱”的阴谋计划，从四方杀出一条路直奔天安门广场。

谁是歹徒？歹徒就是伪装成平民的士兵。事后市长陈希同在总结“平乱”工作的讲话里承认“六月三日已有一万余名解放军官兵以各种方式入城”。前述交通事故就是一辆指挥车因行驶过速冲上行人道，撞死四人然后翻倒。这起事故正好发生在笔者所住的二十二号楼之下。经过是这样的：

六月二日午夜，入睡后为街头喧闹声惊醒。从阳台上望下去，见一辆车翻倒在人行道上。因为此时人人都十分警觉，虽是午夜，在出事地点很快聚集了四五百人。警察以绳索将人群和肇事车辆隔开以确保控制局势，多辆警车迅速开到，效率之高罕见。邻居先已在阳台上观看，他说死者和伤者都已送医院。（二十二号楼的侧后方恰是复兴医院）肇事者已为警车所接走。稍后，同楼住的一位从街上回来，说“这件事里有文章。”这辆车没有牌照却可以自由行驶，最可注意的是，不待勘明肇事经过，警察就将肇事者用警车带离现场。当时有人提出抗议，但无效。他们走后才有人不顾警察阻拦从车厢中翻出军装、地图、报话机，证明他们是军人伪装成平民。这一异常现象使在场的人立刻意识到，军队正化装混进城内，一次武装镇压正在准备之中。刀就要出鞘了。

这一消息迅速传开，逐有笔者次晨所见的情景。

士兵扮演歹徒过早曝光

六月三日晨七时，从楼上看到约二百辆自行车向西驶近，所举的旗帜上写着抗议军队便衣入城。随后笔者骑车去上班，走到距西单十字路口几十米处，交通完全阻塞。一辆大客车被团团围住，车窗关得严严的，车里坐着士兵数十人，很容易办认，青一色光头，白衬衫、绿裤子。表情木然而沮丧。听人们互相传说，是零点左右驶过这里被发觉和围困起来的。推算起来时间晚于在二十二号楼前肇事的指挥车。这件鬼崇行径使原已很厉害的对立情绪接近沸点。困在车里的士兵成了泄愤对象，敲车窗嘲骂他们，车窗上满是唾液。另一些人给他们照像。一个徒工模样的人紧挨着我看了一阵，愤然离去时留下一句难听但是颇有道理的叫骂：“我操他姥姥，这是人民政府吗？”

再往前行至首都电影院附近，又有三辆大客车被围困并将轮胎放了气。其中一辆装载辎重，大学生登车搜出枪枝架在车顶上示众。（“平乱”以后中央电视台一再播出这个场面以证明“歹徒”劫夺武器，却不能解释武器何以如此轻易被劫夺。）再前行，又见到四辆大客车，里面同样坐着便衣军人，轮胎被放气，其位置恰在中南海正门西侧，在这个地点被抓住示众是太具有讽刺性了。

士兵扮演歹徒的计划意外提前曝光，“歹徒暴乱”的戏已无法演出，迫使中共领导人除了用子弹挽回失败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本来是想做得“巧”一点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凭什么判断他们要制造暴乱？是的，笔者有一个北京电视台在手忙脚乱中提供的证据。这家电视台在四日晚间报导说，一群歹徒闯入西单一家商店准备抢劫，因商店职工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北京电视台为什么不向本市观众映出具体位置和商店字号？（打字员：在子弹横飞，血尸满街的这一日，为什么要报导一椿“失败的劫案”？也只能将之归于“带有中国特色”的“奇迹”了。）中共宣传机构先将“新闻”写好是常事，这一椿事先炮制用来栽赃的“新闻”，在他们那些伪装的歹徒已经重新穿上军装之后播出，自是工作上的纰漏，但却暴露了真相。

军队伪装进城自然是火上浇油，人人都坐不住了。笔者于下午二时半提前下班去天安门。行至天安门广场，但见有组织的队伍和零零散散前来表示抗议的人把整个广场站满并向西扩展到新华门、六部口。我的感觉是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该做什么，但是前些天军车在郊区被围堵寸步难行是人人都听说了的，今晚决不放他们进广场的想法在人们心中萌发，巷战气氛正在形成。晚饭后从楼上望下去，复兴门外大街和两侧人行道，合起来虽有数十米宽，却因万头钻动，看不出是一条街了。

木樨地居民自发抗军队

晚九时许传来军队从木樨地桥西向东推进的消息。据说在会城门路军车被围无法开动，施放了催泪弹。人们当然预料到军队终归是挡不住的，再过些时终会通过这座桥开向天安门。一个念头就这样在大家心中形成：要在木樨地桥头准备一场狙击，使用“狙击”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一次军事行动或中共所说歹徒的暴力行为。但是对于我、我们－－聚集在大街和桥头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相当单纯的想法和行动，我们要阻挡军队，不让他们按时到达天安门。所说的我们是各色各样的人，包括孕妇和退休者，我们有战斗意识没有战斗组织，没有战斗手段。当然也没有人指挥。但是只要有人出主意而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便立即投入行动。毋宁说，是互相激励和互相模仿。三辆无轨电车先后以人力推来横在桥上。这时有六七个大学生手拉手从人群中穿过，头上缠着红布条。他们从天安门来，军队向天安门突进必然要经过这里，他们前去阻截。人们报以掌声，用尊敬和悲凉的目光送他们，因为他们已十分疲惫，而且看来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一个年轻人为一部出租车开路，喊着“让外国记者过去”。人们尽可能挤着让出一条小路。因为这里发生的事只能靠着外国通讯社才能传播出去。几分钟后这部车拐回来了。我意识到他们一定看到军队在做战前准备，他们不能卷入战争。

紧接着，又是“让开、让开！”的喊声。是自行车载着负伤的人飞速驶向复兴医院。送负伤者就医的自行车在几分钟内迅速增多，这一切表明，战斗即将来临到桥头。

人们知道这里即将“打仗”，却没有人向后转，这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人们显得紧张、兴奋却不恐惧。突然听见劈啪声响个不断，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的敲击声，正往四处查看，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我们也来砸吧！”原来是把铺人行道的水泥砖砸成碎块。这是我们这些“歹徒”当时当地找到的唯一回击手段。只有亲眼看见的人才能相信，人们竟然毫不迟疑制造着这种“武器”。顷刻间，街中心已堆着不少水泥块。我还清楚记得，一个小伙子骑一辆运货三轮车蛇形前进，从“后方”运来一车水泥块，只见他纵身而下，随手把车掀翻，哗的一声水泥块全卸下来了。人们喊道：“好样的！”他脸上绝没有受到赞扬时会出现的任何反应，他顾不上，此刻他没有虚荣心。他返回去了。

但是几分钟后这些“武器”却没有发挥作用。在善良的老百姓预料之中的战斗不那么残酷。大家从电视上见过外国示威者和军警对阵，催泪弹、警犬、警棍，高压水龙头，我周围的人多数从生到世上来听到的就是“军民鱼水情”。虽然近几年对军队的印象已经不好，近几天更是处于对立状态，但是，以冲锋枪连射开路，仍是难以想像的。

大骂“法西斯”“杀人犯”

《北京日报》说，军队来到木樨地桥头，“桥上横着数辆公共电车，汽车，燃起熊熊大火。”“石头、瓦块、燃烧瓶雨点般向着防暴队袭来。”低能的说谎者。横在桥上电车、汽车当时还没有燃烧，在完全被激怒以前老百姓没想过烧车，匆忙中甚至忘了给轮胎放气。如果当时车已经燃烧，从公主坟方向开来的军队还能过桥吗？如果轮胎放了气，军队的先头部队就无法把那几辆车推到路边让后面的军车通过。至于燃烧瓶，如果我们有燃烧瓶还用得着砸水泥块吗？任何人来到木樨地都可以证明，这里全是十五层的钢筋水泥楼房，从哪里找石头、瓦块？

真相是：绝大多数人聚集在桥东，横在桥上的电车、汽车挡住了视线，不知道军队已经推进到跟前。突然催泪弹越过军电车、汽车落在人们脚下，紧接着枪声响起，有人中弹倒下。人们向后退一段，然后站住向着军队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又一阵枪响，再后退一段。大约经过三四次这样的射击和后退，军队完全控制了那座桥和桥东的一段路。人们退到大街两侧花坛和一幢幢楼房之间。出现了短暂地停顿，然后又是口号声，一阵急射和许多伤亡。显然，军队要清除路障以便后面的车队进来。在他们用人力推开电车、汽车之前，故意造成一批伤亡，把人赶得远一点。就在这阵最密集枪声响起时，有人喊道：“他受伤了，快来抬他！”一回头，在我侧后方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仰面躺下，左胸有一个碗口大的洞。他大张着嘴，但一声也没有哼，他是当场死亡的。可是周围的人好像仍然想不到事情会这样残酷，以为他活着。虽然我知道他死了，但是我爱这个孩子，还是把双手伸向他的胁下把他捧起来，温热的血沾满手掌。说真的，当时没有为这年轻的生命多么伤心，愤恨压过了其他感情，从此我和中共绝裂了。

虽然对“人民政府”的残暴估计不足，人们却镇定得出奇。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大腿中枪，坐在地上用日常话那样的口气对说，他自己不能走需要别人抬。于是有人去敲附近居民的门要求借一副木板或一把藤椅。

纵使有死亡的先例，恐惧仍然不占上风。步兵开始沿人行道向东推进，我们总是和他们保持二三十公尺的距离，不肯退得更多。大约十一时，装甲车、卡车成列向天安门方向行驶。我们则随着他们一幢楼又一幢的向东移动。齐声喊叫“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这是中共以他们的行为教会我们这样喊的，这是北京老百姓之间新取得的共识。我们在楼房黑影下，军队头顶上街灯雪亮，看不见我们，也不敢离队向路边走，什么地方喊就朝那个方向开枪。我认为，这喊声是要表达一种意志：你能加害于我，但我决不屈服。

军队走走停停，这表明他们推进得不顺利，可以设想在每一个路口都受到阻击。我和同伴此时已移到二十一和二十三号楼之间，这里是一个小摊贩市场，几个青年把摊商的铁皮售货架放倒，用力向街沿那边推去，用来当件掩蔽物。因为只有向前推进十几公尺才有可能把水泥块投掷到军队行走的地方。

《北京日报》撒大谎

《北京日报》在这里又撒了谎。它说行进在复兴门外大街的“防暴队官兵人人负伤，每人的绿色头盔已被砸得白白斑点，手中的盾牌留下了深深的划痕”。《北京日报》企图造成一种印象，越过木樨地桥的是一支不带枪、手持盾牌的防暴队，换言之，在这里根本没有开过枪，似乎还处于挨打的地位。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没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但是，大街北侧二十九号、二十七号楼和南侧二十四号、二十二号楼可以作证，墙上弹痕仍在。

六月四日一时四十五分，即距离车队开枪后将近两小时，街道在街灯照亮下空空荡荡。几十天来这条街上曾驶过尖叫着的急救车、曾驶过学生的自行车队。几小时前阻挡军队入城的人群又曾把它站满，片刻之前充满硝烟。几十天来北京人已习惯于热气腾腾，习惯于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对于眼前这死寂、这空旷的含意还不能接受。

二时半至六时，我时醒时睡。复兴医院正对着我的后窗。死难者家属的哭声不断。起床之后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看看那里的学生怎样了。但只能到六部口。再往东，守卫中南海的坦克排列在墙外。天安门去不成。我走过的这一段路共有四个主要十字路口，每一处都有无轨电车、军车在燃烧。对此我感到高兴。是的，高兴。这表明，这里抵抗过。抵抗过就好。

在六部口红绿灯柱下，我看到六具尸体，站在近旁的人说，是被坦克辗死的学生。一共十一个人，他们的肢体被压扁了。另五个从我站的地方看不见。中共新闻工具反复抵赖坦克辗死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真的没有吗？我无法到那里去。但是六部口，我见到了。

下午四时，听说复兴医院停尸房向公众开放，以便亲属领遗体。通往医院的甬道不到两公尺宽。进去和出来的人自动各自靠右走，只能一点点向前移动。停尸房外面放着一张桌子，一个登记簿。凡有人认领的就销去，大略数一下约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些姓名无可查，只写出性别、年龄和体貌特征。这些多半是外省人，他们是不会有人来认领的。这使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即中共上一次在天安门杀人。那次也有一些外省人被杀害。停尸房为里外两间，我只进入外间，水泥地上躺着十几具尸体，未作任何处理，他们死的时候什么样子，这时还是什么样子。出来时，走在我前面的一个人深深呼口气，自言自语说，“这个政府真是非推翻不可了。”听到有人得出这个结论，我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振。这正是我希望听到的那种结论。

何谓流氓政府？

笔者亲历种种便追述到这里。下面将为海外读者解说两个问题。

何谓流氓政府？这在六月三日夜自然是指当天以士兵伪装平民。但此后中共所干的勾当还甚于此者。

前面说过，六月三日夜老百姓将无轨电车推来横在桥上，既未纵火焚烧也没有给轮胎放气，中共军队遂将它们推开。老百姓为大屠杀所激怒，在这批军队通过后又将这几辆车推回来点燃阻截中共后断部队。笔者从六部口返回二十二号楼，接着又骑车向西，只见从桥头直到军事博物馆以西大约闾里路上，停着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每辆车上都乘有官兵十人左右。这以后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乘三四十人。如果他们想调往别处，是有路可走的，但似乎奉命待在那里。车旁不断有人向他们讲头天夜里发生的事，间或有人咒骂，但没有人身攻击。就老百姓而言，敌忾虽在，攻击行动已经不会再发生，没有再发起攻击的必要，甚且没有足够的人力了。然而，就是这长长一列军车却在中午十二时后燃烧起来。特别是最前的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统通烧成空壳。笔者亲见士兵下车撤走，过一会，有人把它们点燃。事后听说，这些士兵撤到路南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汽车库，次日回归部队。他们没有受到攻击为什么要撤？如果上头没有命令他们怎么知道联络部有安身之处？

后来电视上映出经过加工的“平暴”记录片，这一列烧成空壳的装甲车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屏幕上。谜底至此就揭开了。

北京是哪一天陷落？

下面笔者要自问自答一个问题：北京是哪一天陷落的？读者可能不很清楚北京曾经不在中共手中，尤其不清楚北京重新落入中共之手并非六月四日。

笔者必须承认，北京一度不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事实，不容易描写。写得太实流于琐细，写得太虚则令人难于捉摸。然而，此事意义重大，不容略去不写。如果读者阅后能约略领会其情势，揣想当时北京人的思想情绪，那已是取得成功。

“六四”凌晨起，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正阳门左近处于军队占领下，从地图上看，就是北京市正当中的一小块完全由军队控制。此外，在一些地处要害的机关大楼和大院，派驻了军队。自那以后的三四天，中共控制所及仅限于此。换言之，它的控制达不到全市是因力所不及。

然而，还须说明在“六四”之前七八天，中共曾把这个城市故意撤手不管。这是北京不在它控制之下的另一阶段，也是出于另一缘故，即企图嫁祸学生。

五月下旬起北京市的交通警不站岗。例如东单、西单这样的十字路口，平时不只一名警察，到上下班时间还要多，但在那几天却一个都不见了，无法设想他们统通是擅离职守。指挥交通成了大学生的责任，目的显然是造成交通事故使市民对学生产生反感。此外还想使学生疲于奔命。大约也在这几天，绝大部分线路的公共汽车停驶，而且它们所经之处根本不在群众游行的路线上，完全可以正常行驶。这又是谁出的主意？与此同时，粮店开着门不卖粮，声言因为交通阻塞运不来。然而，所有这些制造混乱的技俩全是枉费心机。在这些天里，北京人口中和心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理解”－－理解学生的目的和处境，理解中共是在嫁祸于人，理解身旁的人，如果他触犯了您那并非恶意，无论如何此时此刻计较起来太没有意思。对中共统治的憎恶使一种共识或认同感不知不觉出现在人们之间。人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是新的，陌生却亲切畅快。

政治控制与民心完全分离

“六四”以后的情况则不同，军队只能占领他们所站的那块地方和目力所及的地方。在这个范围之外，仍是那心情上还没有变过来的、按照前些时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北京人。这合在一起就成为政治控制权和民心完全分离的状态。自诩为“人民政府”的“政府”管不着老百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这一短时间内，在这特定政治环境中实现了。人们珍爱它而又知道它是不持久的。像为亲人送别那样尽量利用正在滑过的每一分钟。人们按照近来形成的习惯，站在他们“打过仗”的街道上参与议论或听人议论。北京人难得这般亲切相待。

六月九日这天，戒严区域扩大到西起西单，东起正义路。这是戒严范围最大的一天。此后又遂渐缩小戒严范围，允许车辆不停驶穿过天安门广场。只是在这时，戒严部队才称得上是执行戒严任务而不是惶惶然的军事占领。随着士兵脸上有了一点自信，老百姓脸上罩上了冷漠。他们接受了北京已经“陷落”这一事实。

这一切对于向来靠政治高压维持其存在的政府是太危险了。在中共领导层心中，他们近于从死亡边缘转回来。此后他们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采取的种种手段，本文将不论及。

笔者曾和一个熟人谈起“六四”亲历种种，他认为中共在控制得如此之严密，天安门事件真相将永远无法得知。不会的，读者定都知道苏联军队二次大战中在卡丁森林屠杀一万几千名波兰军官的罪行，不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公诸于世了吗？当着几百万人，在电视摄像机前犯下的罪行难道能够推脱得掉吗？为此，笔者准备了这份证词。

作者： 黄穗生  来源:《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