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事件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看中国摄影：李天正）

香港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反送中游行”（也称：反修例运动）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数都在20到30岁之间。而且，示威者的教育程度则普遍偏高。有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2年，中国（共产党）没有赢得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认同。那么，北京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了香港年轻的一代的信任的？

香港70%的年轻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紫塔是香港的一名高中生，她今年15岁，马上就16岁了。今年6月开始，她参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示威游行活动。她说，她和她的同学们想告诉政府，虽然自己年轻小，但也关心社会。紫塔还将参加9月2号开始的香港学生罢课活动。

她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她是香港人。她说：“我对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定是香港人。我生在香港，我爱香港。在香港，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好和麻烦。我们会作出一些比较，我们觉得香港要好很多。 ”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6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受访者中，69.7%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是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而自称中国人的比率仅为0.3%，为1997年以来的最低。

报告说，年龄较大的居民（其中许多人出生在中国大陆，或者父母是大陆人）对中国的认同感略高一些。但在3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仍有49%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黄之锋（Joshua Wong）今年23岁，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被中国官媒称为“港独”头目之一，是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秘书长。他星期六（8月17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很多年轻人不认同中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权的打压。

他说：“我们害怕北京。我们看到新疆的活动人士被关押，我们看到立法会议员被驱赶，……这就是为什么经历‘一国两制’的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一国一个半’体制。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我们会继续抗争的。”

北京收紧对港控制“一国两制”已没有保障

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指出，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中国一方面努力想将香港的经济融入中国大陆，同时在政治上也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治。

他说：“中国希望两头通吃，一方面希望香港是一个稳定金融中心，可以服务于大陆的财富，但是同时又希望将迫使香港融入自己的政治体系。”

《纽约时报》7月1日一篇题为<香港主权移交22年：‘一国两制’还有保障吗？ >的文章说，在香港迎来主权移交22周年之际，“香港人或许依然享有让中国大陆羡慕的自由度，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不受干扰的司法体系。但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证据表明，这些自由正在悄悄溜走，这个地方正进一步笼罩在北京的阴影之下。”

文章指出，香港主权移交22年，香港的民主进程被拖延。受侵蚀最严重的是1997年后20年香港应该能够直选行政长官这一承诺。根据相当于香港宪法的《基本法》，“最终目标”是由选民选出行政长官和整个立法会。

而引发香港这轮抗议的《引渡条例》则是对香港言论自由的侵蚀。用香港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斯达（Lewis Loud）的话说，强行修订《逃犯条例》，“就是试图令香港和中国之间失去法制防火墙，令两制变一制。”

香港年轻人在政治上遭特别打压

戴安通（Antony Dapiran）是在香港执业的律师，他曾写过一本讲述香港异见史，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内的书《抗议之城》。他告诉美国之音，北京之所以没有赢得这一代年轻人的心，还因为北京和香港政府对香港年轻人的打压，让香港这一代年轻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幻灭。

他说：“我认为在雨伞运动后，（年轻人）中产生了幻灭。我们知道雨伞运动结束，政府却没有作出回应。我们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参加了这场抗议。在这之后的几年， 香港的异议人士遭到打压，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也就是2016年的选举中，他们选出了自己的立法会议员，特别是给年轻人希望的香港众志党，但是，这些人后来又被赶出了立法院。我想，他们普遍感觉政府没有聆听他们的声音。”

戴安通说，再加上经济机会，未来会怎样，这些原因让香港年轻一代感到幻灭。

香港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斯达认为，将年轻议员逐出香港立法院是针对年轻人的 “屠杀”，是中国对香港进行的一次有效率的“世代清洗”。

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香港正经历一次有效率的世代清洗>中说：“中共在2016至2017年，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也许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些身份认同的变化，令中国十分不安。”

2016年大选前，一些香港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后，一些得到选民授权的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

卢斯达说：“这些人的政见、立场、议政风格，南辕北辙，但大致上的共通点，就是年轻。年轻不是一个政见，但在中殖的香港，却是一个备受打压的政治属性。 ”

香港律师戴安通说，如果年轻人被允许进入体制，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

“在雨伞运动后，年轻人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组建自己的政党，积极参与选举过程。我禁不住想，如果他们的候选人没有被剥夺议席，也被获准参与选举，他们也许会觉得在城市的管理中他们可以发声，也许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幻灭，也不会有被幻灭驱使的抗议了。”

抗议是有关香港未来的

黄之锋在自己的推特写道：“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条列《反送中》、超越了林郑，甚至超越了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是关于2047后香港未来的，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未来的。”

马嘉英是8月4日香港东部将军澳社区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她说： “其实无论希望有多大，哪怕只有一线，我们也要去争取。 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我觉得这份自由难得可贵，我们不想失去。”

香港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斯达说：“《引渡条例》除了侵害香港人不受恐惧的自由，也极可能改变国际对香港的处理，即影响香港的经济格局，这些都触发了一般阶层的年轻人的强烈焦虑，他们还要在香港渡过漫漫长夜，这是他们的切身问题。处决香港的人，都是林郑月娥那种年纪，他们享受过了，断送了香港之后，之后的年轻人靠什么？”

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并不意味香港要独立

香港律师和作家戴安通认为，即便是很多香港青年将自己首先认定为香港人，并不认为他们一定要将香港与大陆分离。

他说：“是有一小部分杂声，但是大部分人香港年轻人还是很快乐地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他们只是希望保留‘一国两制’所给予他们的特殊身份认同。”

他说，北京需要做更大的努力赢得香港年轻人的心。让香港年轻人将“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认同融合起来，是北京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这最终是文化和软实力才能解决的。

香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黄之锋说，他并不主张香港从中国独立，但是他同时又说，香港年轻人不信任中国是因为他们是“极权体制。”

（文章略删减）

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