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代初期，湘西剿匪，名噪一时。本文揭露由中共47军主持的这场对投诚国军、地方武装、会道门、土匪的大剿杀，预算十万人杀一万，在毛泽东双十指示后，至少滥杀二万余人。其屠杀方式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文革后平反冤案即达四万余件。湘西，是指湖南的西部。镇反，是镇压反革命的简称。反革命，凡属反对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制度者，都是反革命。镇压即是处决，枪毙。

中国封建时代改朝换代之初，统治者常实施怀柔政策，并大赦天下，意在缓和矛盾，取得民心。中共一九四九年十月取得政权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只是在初期，环境所限，提出“不要四面出击”，镇反尚未大放手。到了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此时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大好时机到来，十月十日，毛泽东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认为必须抓住这个“千载一逢之机”，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

毛定样板：湘西一月杀人四千六百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来第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中，发现一个小小的湘西，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处决了四千六百多人，相比之下，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杀了二百余人。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又是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已杀七十二人，准备再杀一百五十人，也只二百多人。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二千九百人。河南一个省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执行死刑三千人，就不敢再杀了。在此以前，毛泽东在批转镇反文件中，都只是原则性地强调，要大杀几批，要大张旗鼓，要大胆放手。现在却有了具体的样板了。他认为，应当立即推广湘西的作法与经验。迅即将47军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负责人。

毛批示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47军在湘西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从一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长曹里怀（1909-1998）湖南资兴人，时任湘西军区司令，授中将，曾率六万兵入朝，后领空军，任副司令。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篡的《湘西剿匪》一书说道：“从十二月中下旬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底，先后镇压二万名匪首、贯（惯）匪、匪霸、特务、在乡作恶军官、地霸和有民愤血债的乡保长，以及其他有民愤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据47军向上级的报告，已杀的四千六百八十八人，其统计截止时间是十二月二十日。

报告中还说道：“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一万人的预算”。

这个“杀一万人的预算”，不知包括还是不包括已杀的四千多人。但在不到五十天内，实际已杀二万人，不管按哪一种理解，杀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原定预算。本来，根据47军于五○年底向上级的报告，他们是准备收缩的。“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并已指示总结与检查这一段执行情况。”因此大大超过原定预算的杀人数，是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进一步放手杀人了。

公审处决抗日有功投诚国军将领

在湘西是怎样杀反革命的？根据已有资料，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公审大会后处决。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方式，选择的对象为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参加大会的人从几千到几万，并组织与会者登台控诉其罪行，然后公开宣判，处以死刑。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47军军部和中共湘西区党委所在地——沅陵的校场坪广场，就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处决汪援华、潘壮飞、周振寰的大会。

汪援华，永顺县人，曾在国军中任团长、副旅长、副师长，还担任过湖南省保安第十团团长、湖南省保安第二总队队长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官至少将。在一九三七年上海淞沪保卫战中，他率领特务营坚守浏行地区，激战五天五夜，全营损失惨重；汪援华左脚腕和左脚板被炮弹击碎，坚守阵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当时南京《中央日报》曾以《浏行喋血记》文章报道汪援华率部英勇抗日的事迹。一九四九年初，他还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策动下，打出讨伐国民党常德十七绥靖公署主任李默庵的旗号，一时间搅得湘西各县局势大乱，这就是有名的“湘西事变”。同年七月，汪援华被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宋希濂收编为暂编第五师师长，九月升任为暂编第一军副军长，辖两个师，共约五千五百余人。十月中旬解放军发起大庸战役中，汪援华向解放军投诚，随即动员其所部暂四师暂五师投诚，并参与动员永顺县长、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振寰率部投诚。

潘壮飞，早年在唐生智部下任团长、副师长等职，参加抗日南京保卫战。一九四八年为国大代表。国大会后，由于没有得到封赏，遂与杨永清勾结，组织土匪武装，由潘壮飞指挥，攻打黔城，造成“血洗黔城”的浩劫。随后在反共的旗帜下，潘壮飞被收编为芷江警备副司令兼长沙清剿第三纵队副司令。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所部被解放军击溃。潘决定投诚，要求“保证其生命安全”，得到肯定答复后，便率部投诚。在这次公审大会上处决的三人都是投诚人员，而且还曾许下了“保证其生命安全”的诺言。在公审大会上宣布汪援华罪行时，说他“二十四年来一直危害人民”，从上引他在淞沪保卫战的英勇事迹来看，显然不符合事实。

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芷江举行有芷江、怀化、黔阳、晃县等六县代表参加的公审杨永清的大会。杨永清年轻时即为匪，后被湘西地方部队招安，先后任过连长、旅长、师长。被解职回家后，继续为匪，横行乡里，并成为帮会“复兴楚汉宫”的双龙头。四九年三月，他参与“血洗黔城”事件，不久先后被加封为芷江警备司令和长沙清剿第三纵队司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来到芷江，对其赞赏有加，加封其为反共救国军司令，并随即给他送来一部电台、一万发子弹和三千元光洋。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给他送来两万发子弹和两千元光洋，封其为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指挥。十一月驻芷江解放军对杨部发起进攻，所部很快被击溃，但杨本人逃脱；他到处藏匿，最终化妆成新娘乘坐花轿出逃时被抓获，公审当日被公开处决。

（二）训练后处决。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军湘西军区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一个名叫“和平军官训练班”，参训的学员都是高级别的投诚起义人员。在办班初期，也确实像个“教育改造原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场所。47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顾凌申陪同陈渠珍参观了这个训练班，陈渠珍见到这个训练班既没有铁丝网，也不设警戒，有家眷在（沅陵）的人星期六还可回家团聚。比想像中要自由得多。再看看学员人人自觉接受教育，很受启发。陈渠珍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

可是，风云突变，毛泽东下达镇反指示后，47军奉命赴朝参战前夕，前后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几百名投诚起义人员，几乎全部被杀害。

笔者的一位曾在永绥工作的朋友说，处决高潮期间，曾目睹从永绥向沅陵这个训练班运送学员，县领导人请他们吃饭，希望他们改造好，为人民服务。但到了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分批送到沅陵上述“训练班”。这些人被送去后，永远没有再回来。在这个“训练班”被处决的人多达二百七十九人。据说大部分处决是分批进行，用机关枪扫射。

47军政治部在沅陵《湘西日报》上发表其“向我军投诚的团（支队长）以上伪军官和匪首名单”中，“向我军投诚的（有）一百五十八名”加上各县送去的一百二十一人。他们统统都被处决了。

处决任务大，成批地天天杀人

（三）成批处决。笔者在五十年代中作为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驻记者，曾经听人说过这种屠杀：先选择一个山谷地方，预先布置好刑场，山谷两端设置警戒，随即将要处决的人，以转场名义重兵押送过来后，立即进行枪决。

著名作家、全国通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梧刚，五○年至五五年底都在湘西自治州，曾任中共区委书记等职。九十年代后期，他将亲身经历写成传奇通俗作品，反映当年目睹集体屠杀投诚匪首和匪徒的情况。一位被称为“花匪”的司令，因为身怀绝技，只身与解放军周旋了一段时候，最终还是投诚了，并协助解放军找到国军败退时藏匿在山洞的大量武器，立了功，解放军还向他颁发了立功状。之后他和一批匪徒被安排在学习班学习。

一天，在“在一个金秋刚过，寒风吹起的日子”，学习班举行结业典礼，接着酒会为之饯行，领导举杯祝酒说，明天一早“就要回你们的故乡，你们的岗位了！”第二天清晨，“迷迷糊糊，已是玫瑰色曙光入室了。我披衣起床，听见汽车声从门前马路轰轰压过。我洗漱未毕，就传来公路吊桥两岸密匝匝的机枪扫射声⋯⋯”因为担心身怀绝技的匪司令未死，于是由执刑队抛出一束手榴弹。再有本事也该粉身碎骨了。

像这样的杀戮，当然不会当天贴出判决布告，也不会通知其家属的。

47军向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也说到：“有的地方有成批杀的现象，如芷江、辰溪、沅陵几个城市中曾一天杀过三五十人的”。

（四）每天处决。47军定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入朝参战。必须在撤离之前消除可能出现的隐患。截至一月十五日止，尚关押三万六千五百余名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分别在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的监狱和临时关押点。放手镇压是从五○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那时各处关押的人会在五万以上。时间紧迫，要处决的任务大，便不得不成批处决和每日处决了。促行事，以致有的就杀在空路上，有的没有及时掩埋。

47军向上级的报告中也写到：“一段时期每天都有枪毙的”。

“充军”抗美援朝当炮灰

（五）借刀杀人。我国古代有“充军”之制，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如此”。据当年在沅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杨先树回忆，上级布置任务时就是说，“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47军撤离湘西时，带去朝鲜前线充军的约七千人（后来因前线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充军人数超过一万）他们虽然身着志愿军军服，但并非正式军人，他们自认有负罪感，是走上“救赎之路”。

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像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可以说，他们是被当做“炮灰”送到前线的，是共产党借刀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珍彪，是被充军到朝鲜的前土匪，他却是杀敌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曾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复员回到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故乡小山村时，迎接他的不是英雄礼赞，而是冷漠、戒备、警惕，并被打入“另册”，以致他不得不遁入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

毛订杀人比例，实际大大超过

一九五一年二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即千分之零点五，看情形再作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提出处决人犯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点五”。47军向上级报告已杀四六八八人，即已超过湘西三百五十万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达到千分之一点三三九。而在前述处决两万人，占人口比例已经高达千分之五点七了，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说的“最高限度”。湘西地区陆续开始土改中还会要杀人的。因此这个杀人比例会高得惊人。

47军撤离后，又经过近两年时间，中共终于宣称彻底消除了绵延几百年的湘西匪患。土匪当然应当剿灭。可是，没有土匪的湘西老百姓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三年大饥荒，在湘西，以古丈县为例，该县一九五八年人口为七六，八五○人，到一九六一年末，饿死的人高达四万多！饿死人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有的村寨的劳动力全部饿死，春耕时秧苗无法插下去，去支援的人，也由于饥饿而倒毙在路上和田边！据《湘西自治州志》说，三年古丈县人口只减不增，至六一年底减少了一七，三八七人。死亡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确认投诚十一万人平反四万余

一九五○年三月，解放军中南军区在部署剿匪的军以上高干会议上明确指出：“匪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结合，抵制征粮、反对减租退押、反对土改的严重问题。”《湘西剿匪》说：“社会上有‘十万湘西土匪’的说法。其实，所谓十万之众，是指湘西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旧政权武装、封建割据武装、地主武装、会道门和土匪武装之总和。”

据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主编的《湖南统战回眸》一书记载：一九七九年初，湖南有关方面对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处决的沅陵“和平军官训练班”的二百七十九人，进行了审理，平反撤判了其中的一九三人。至一九八七年全省共认定起义投诚部队一百三十七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一百零八支，与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四十五支。认定起义投诚的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七人，地方武装人员三万九千人，共计十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人。为四万余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其有关政策。其中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离休、退休的有四千四百九十九人。虽然只做到这一步，但可说是在胡耀邦主政下的德政。

（二○一三年四月脱稿于乌山）

作者：罗印文　来源：开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