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三峡大坝。(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记者王剑宇综合报导）7月1日，推特上一张“三峡大坝变形对比照片”引爆舆论。不少网民担心，一旦溃坝，大片地区将生灵涂炭。

对此，中共的辟谣颇有“弹性”。4日，央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据称为高分六号卫星拍摄到的三峡大坝俯瞰图片，称“亲测，三峡大坝没毛病！！！”而后 6日和7日，两家党媒则分别引述专家的说法称，三峡坝体虽然出现了变形，但是处于“弹性状态”，“各项指标均在设计允许范围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弹性辟谣”并不感冒，长期陷入重大争议的三峡工程再次成为焦点。为方便读者讨论，本文对三峡工程兴建的决策始末作一梳理。

先声

1919年，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发表《建国方略》一书，其中《实业计划》（第二计划第四部庚）设想：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据国土规划、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博士解读，中山先生在三峡是要建低坝，壅高水位，改善航运条件，顺便发点电。）

按此设想，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出的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在三峡进行了为期约两个月的勘查和测量，编写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拟定了葛洲坝、黄陵庙两处低坝方案。

194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垦务局签约，准备利用美国资金建设水电站。该局总工程师、世界知名水利专家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应邀来华，三度实地考察三峡地区，写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可行，并安排开展前期工作。但后因国共内战，此事无果而终。

之后，中国的第一批水利建设专家迅速成长起来，其中卓越者如黄万里、孙越崎、陆钦侃等等，但他们都反对兴建三峡工程。

毛时代反建派成功阻止三峡工程上马

中共建政后，三峡工程再被提起。1953年，中共党魁毛泽东在听取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修建水库规划的介绍时，指着地图上的三峡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毛泽东乘军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一贯力主建三峡工程，搞高坝方案。之后，水利部向中央提出建三峡工程。1955年，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不赞成。

支持工程上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对方李锐（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等人争论得非常激烈。林一山等人认为要防治洪水得建大坝。李锐等人则认为三峡工程太复杂，除了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会排挤掉其它计划外，因为淤泥等问题，建大坝也不一定就能一劳永逸。此外，尚有移民、水位剧升等问题，因此应该考虑其它替代的可行方法。

毛最终考虑国力、技术和国内国际形势等其它因素，最终决定暂缓实施三峡工程，先修建葛洲坝水电站（1971年开工，“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曾因施工质量不合格而停工，1988年全部建成），作为三峡水电站的实验工程。

林一山则于2006年，撰文解释：三峡工程没有及时动工兴建，原因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有三年困难之因，外有中苏关系恶化之果，能真正作出决策的领导人已经顾不过来。

激烈论战

1976年毛泽东死。旋即，进入邓小平时代。关于三峡工程，据《李锐口述往事》，邓小平、李先念支持，陈云反对，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亦有反对之意。

50年代张爱萍从军事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看法，他给中央的意见是：“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 张爱萍专门跟邓小平谈三峡问题，邓说“你胆子太小”。

三峡论战在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了80年代，它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争得不可开交。

1980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1983年水利电力部提交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着手进行前期准备。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低坝方案。中共一度筹建“三峡省”。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三峡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

1985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同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率调查组入库区考察，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建议报告。

从1986年到1988年，中共再次组织三峡工程论证。论证改由水利部领导，钱正英主持。参加论证的412名专家，分成14个专业组，每组的负责人都是赞成上马的水利部的司局长，像黄万里等反对派不让参加。论证不谈长江流域整体规划，不将三峡工程当成一个总体工程来论证，就是独立地论证大坝的高程、规模等等，各组只通过本组的论证题目。即使这样，各组通过论证时，仍有九名专家、两名顾问和一位政府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

论证结论认为：三峡工程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

而使反对派意见得以传播，最出名的是戴晴（记者，叶剑英养女）编辑出版的《长江，长江， 三峡工程论争》文集。1989年“两会”召开的前几天，北京的一个印刷厂赶印出了5000册。戴晴立即拿到“两会”代表们住的宾馆小卖部出售，还在“两会”召开的当天，在大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这直接导致了姚依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人大宣布：三峡工程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这件事五年不议。

江泽民主持 强行兴建三峡工程

1989年“六四”爆发，江泽民上台，决定性地改变了三峡工程的命运。

李锐说：“没有‘六四’，就没有三峡工程。中央反对三峡的当家人紫阳也不在了，我们四个人在中顾委挨整，张爱萍等七位上将因为反对‘六四’开枪，处境也不好，陈云在‘六四’的问题上也只能做到保留了我们四个人的党籍。”

《长江，长江》一书被禁，中宣部要求全部销毁（后来在香港出版），戴晴被捕。

自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三峡工程全国人大表决之前，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是钱伟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海湾战争的启示》一文。

该文认为，如果突然袭击，使用常规武器就足以使三峡溃坝，这将使长江下游六省市成为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面对目前的导弹技术，三峡大坝的防御是不可能的。（文章发表之后，钱伟长受到多方压力，不得不亲自到三峡工地上为该文章道歉，从此之后再不说三峡工程。）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以67%的赞成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是中共人大有史以来最低的赞成率。

世界上第一本系统论述三峡工程产生、发展的《三峡工程三十六计》一书作者王维洛博士认为，建三峡工程是江泽民上台后与李鹏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他说：“江泽民89年‘六四’之前，三峡是什么东西也许他还不清楚。但是89年‘六四’一过以后，他第一个在国内视察的就是三峡工程，他到那里去表态支持三峡工程。”

他强调：“如果没有江泽民的支持，三峡工程是上不去的，李鹏再动它也上不去。（他）要能动上去，三峡工程1985年就能建了。他们两人所承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王维洛揭当时江泽民是如何确保三峡工程上马的：“在全国人大投票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都还害怕有过半数的代表不支持三峡工程决策。然后江泽民就去全国人大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就用党的纪律要求党员人大代表都投票支持。所以最后投票比例和党员在人大代表当中的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峡工程当时就是这样跟支持共产党还是不支持共产党连在一起的，被强行上马的。

而2003年李鹏出版的《三峡日记》提到，“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也是李鹏首次在三峡问题上将江泽民抛出。

祸患难以估量 至今无验收

三峡工程上马争议巨大，反对声最大的要数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2001年去世）。三峡工程上马前，他三次上书中央领导，陈述工程不可上马的原因。三峡工程上马后，他也曾三次上书江泽民，但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三峡工程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2003年6月1日开始下闸蓄水，2009年完工，2012年7月4日三峡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交付并网发电，正式全面建成投产。

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完工、运行，其祸患逐渐显露出来。2009年新闻周刊《新纪元》刊发封面文章“三峡之殇——长江亡矣！”，其中详列 “后三峡十大灾难”：

1. 移民迁徙 何时是了？
2. 地质灾害 日益严重
3. 水质污染 不可挽回
4. 生态环境 趋于恶化
5. 气候反常 旱涝加剧？
6. 水系失衡 恶性循环
7. 泥沙淤积 大坝失效
8. 航运受阻 翻坝通过
9. 腐败温床 养育贪官
10.“钓鱼工程”越滚越多

对此，中共当局也有所认识。这从中共的宣传口径中可略窥一斑。2003年6月1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固若金汤 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2007年5月8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2008年10月21日，新华网稿件“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稿件“三峡蓄洪能力有限 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更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仪式，中共最高层竟无一人出席；竣工多年，迄今却仍未进行竣工验收，拿到合格证书（没人愿背这个黑锅）。

2011年5月18日，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指出，这些问题有的在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有的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外界评论，这表明中共委婉地承认了三峡工程的祸患所在。

三峡工程的安全问题也逐渐突出，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安全保卫条例》，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外界评论，三峡工程过去所谓“铜墙铁壁”，到现在连风筝都害怕了，这暗示三峡工程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重大隐患。

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虽被捂盖子，却也时有传出。例如，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大坝表面发现了80多条裂缝。这次“三峡大坝变形照片事件”，更遭热议。

三峡工程自开工以来，就一直有媒体报导其中存在贪污腐败现象。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之后，2014年3月，三峡集团高层人事大地震：董事长、总经理双双被免。新华网发表博客评论文章称，三峡集团任免有3大不寻常，问题之严重可能远超人们的想像，下一步肯定还有“好戏”可看，剑锋直指“老老虎”。

2018年，中共搞“机构改革”，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三峡办”被撤销，并入水利部。

但是，三峡工程的实实在在的难以估量的祸患，却并不能因此而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