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白宫首席策士班农（Steve Bannon）表示，将华为赶出美国与欧洲，比贸易协议还重要10倍。

华为高管日前公开承认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与中共情报系统有关联，不但侧面印证了多年来多国政府对华为“安全威胁”的指控，同时也引发媒体聚焦孙亚芳，试图拨开笼罩在她头上的重重迷雾。

2019年6月10日，华为全球网络安全和隐私官萨福克（John Suffolk）在英国国会科技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认，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曾与中共情报部门有关联。萨福克的证言将去年刚从华为隐退的孙亚芳，又卷入到已令华为岌岌可危的风暴中。

有“华为女王”之称的孙亚芳，尽管在公众眼中十分低调，但在商界却名声显赫。从2010年起，她一直被国际顶级商业杂志列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中国女性。她是2010年《福布斯》杂志唯一登上“最有权势女性”年度榜单的中国女性，2011—2013年连续三年被《财富》杂志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直到去年，孙亚芳仍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成功的女商人。

在华为素有“左非右芳”的说法，指的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和孙亚芳，在华为所拥有的地位及影响力。在华为内部，孙亚芳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公开与任正非叫板的人。

尽管在外界看来，孙亚芳的“权势”是依托于华为的飞速崛起，但在熟悉华为内幕的知情者眼中，孙亚芳的影响力可能更多源自于其“神秘”的背景。

神秘“跃升”的职业生涯

根据百度百科信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孙亚芳，1982年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后，进入河南省新乡市国营燎原无线电厂（国营第760厂）工作，担任技术员。

孙亚芳随后三年的职业生涯，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跃升”。

1983年，她进入新乡市的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工作，任教师。1985年，她上调至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

值得一提的是，孙亚芳毕业后就职的这些单位，都并不普通。依据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网络公开信息，燎原无线电厂和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都是中共的军工企业，当时都率属于中共的原国防科工委（现已撤销）。

尤其是“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该所颇具神秘色彩，在公开网络上几乎查不到相关资讯。仅有一个2008年的中国信息安全年鉴，显示该所属于“公安部、国安部、国家保密局、中办机要局、信息产业部等国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门”。

另外，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士都知道，即使是在中共对户籍管控已大为放宽的今天，中国人想要调到北京工作，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从河南省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级市、上调到北京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不可想像的难度。

但孙亚芳，却可以办到，而且是在短短两年内；并且还转换了职业，从教师转为工程师。出身普通家庭的孙亚芳，如何实现这种“神奇”的职业飞跃？

孙亚芳“权势”的真正凭仗

孙亚芳加入华为前的“神奇”职业生涯，在带给她极大神秘感的同时，也增大了外界对她和华为、与中共特务部门有关联的质疑。

美国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注意到华为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威胁。

据美国科学家协会（FAS）报导，美国中央情报局旗下“开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简称OSC）2011年10月曾经发布报告，引用《新京报》《凤凰财经》等陆媒报导，指孙亚芳加入华为前，在中共国安部通讯部门工作，并对任正非有知遇之恩。OSC报告说，陆媒并未披露孙亚芳加入中共国安的时间和期限。

1985年进入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担任工程师，是唯一能公开查询到的，孙亚芳加入华为之前的职场经历。

根据维基百科信息，中共最大的特务机构——国安部，在1983年成立时，是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部分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以及原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而成。

因此，孙亚芳进入华为前就职的“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很可能同其最初加入的两家单位一样，在1983年之前都隶属原国防科工委。

不过，该所应该在1983年中共成立国安部时，被并入国安，划归中共的特务情报系统；所以2008年的中国信息安全年鉴，才会将该所列为公安部、国安部“等国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门”，而且在互联网上也查不到任何该所的相关资讯。

也就是说，孙亚芳最迟在1985年上调至“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时，就加入了中共国安。也正是凭借国安的权力，孙亚芳才可能从河南新乡市的原国防科工委下属机构，上调到位于北京市的国安系统下属单位。

OSC报告还指出，在华为1987年创立初期，孙亚芳曾运用国安部的影响力，帮助任正非渡过了财务难关。陆媒称是孙亚芳在华为最危急的时候“挽救了华为”。不过，华为在发布的年报中，从未提及孙亚芳曾有中共国安部的工作经历。

虽然任正非如何结识孙亚芳，以及1987年华为初创时、孙亚芳为何愿意“挽救华为”，一直都是谜，在汗牛充栋的华为和任正非的公开报导中没有只言片语。但梳理了孙亚芳的职业生涯后，不难看出，孙亚芳加入国安前的国防工业背景，与任正非的解放军背景，有着高度的关联性。

或者说，当年孙亚芳之所以“愿意”帮助任正非和华为，与孙的国防科工委或国安背景有关。

华为海外扩张暗藏“寄生”战略

OSC报告曝光的孙亚芳的中共国安经历，不但合理解释了她加入华为前的职业生涯，同时也为各国政府对华为的担忧，做出了完美的注解。

根据陆媒和华为公布的资料，进入华为前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的孙亚芳，1989年“脱离”公职、加入华为后，却改行做起了市场和人力资源。

她先后担任市场部工程师，市场部总裁，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职位。1998年，在任正非的提议下，孙亚芳出任华为董事长，负责对外协调，任正非则负责对内管理。2018年3月孙亚芳突然从干了20年的董事长职位上隐退，华为公告称，孙亚芳将继续在华为的建设与完善中发挥重要作用。

孙亚芳进入华为的职业转换，看似突兀，但结合华为随后的发展，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

1998年起，华为开始大力发展海外市场。华为制订的海外发展战略，就是沿着中共的外交路线走。这一独特的市场发展战略，很可能与主管华为市场和对外工作的孙亚芳有关。

孙亚芳出任华为董事长以来，带领华为向海外大规模扩张，1996年进入俄罗斯市场，1997年进入拉丁美洲市场，1998年进入非洲市场，2000年进入亚洲市场，2005年打开欧洲市场。

而美国等多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指控华为受中共控制，可能利用其售出的电信基础设施和手机等终端设备，替中共收集各国情报、窃取机密、或从事其它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如果将华为“独具特色”的海外发展战略、与孙亚芳中共情报部门的背景相结合，可以看出美国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而且，孙亚芳领导下的华为，实施海外扩张的目标，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的指控。例如，华为正在通过海外扩张来影响外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

纽约时报2019年1月23日的报导披露了，华为是如何通过赞助、投资与承诺，来影响欧洲国家的政府。

纽约时报举例说，华为在英国向大学捐款，为政治领导人举办宴会，赞助知名慈善机构。2018年华为宣布向英国投资30亿英镑后，首相特蕾莎‧梅在北京会见了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在德国，华为投资研究创新产业，并赞助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党派的政治活动。

华为这些投入可能获得了商业之外的更多回报。在美国政府向全球警示华为5G安全风险的背景下，英国、德国至今对禁用华为犹豫不决。

事实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和北美的加拿大一样，想要摆脱华为可能会不轻松，因为华为已经渗透进这些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中。

而在非洲，即使媒体去年曝光了非洲联盟机密数据失窃事件，且事件或与华为有关，但非洲联盟今年4月依然与华为签署协议，扩大在5G等领域的合作。华为建造了非洲大部分的手机基础设施，影响了从教育、银行到医疗和政府等多个领域。

从这个角度看，华为的海外扩张，已不仅仅是抢占市场、赚取利润的商业目的，甚至超出了替中共国安系统收集情报、窃取机密的单一目标。

华为的海外扩张，实质上已经发展为一种“寄生”战略，通过向业务所在国输出产品、服务和投资，控制当地的电信基础设施，渗透进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民众生活中，对所在国进行“寄生”；最终达到收集情报、窃取机密，甚至影响所在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目的。

而这，也正是中共利用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对外扩张中共影响力的目的。

来源：大纪元记者何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