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4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政行动计划”,一个政令都不能出中南海的政府,如何能执行国务院的计划呢?(新唐人电视台)
政令畅通是一个组织或国家正常运作的基本要求。在民主法治国家,政令畅通是正常状态。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来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运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选举制度实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授权,公务员制度保证了政府部门在执行决策时不受党派和个人的影响。第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这种制约不是掣肘,而是一种分工协作,对于提高行政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第三,政府行为透明,民众监督到位。
中共当然也希望能够政令畅通,但是中共的体制决定了中共的政令必然不会畅通。在国家层面,中共的政权是非法的,中共也豪不讳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共体制内部,党魁也不是党员选举出来的,而是残酷斗争和妥协的结果。而中共的权力也不是用来为民众服务的,而是用来维护中共暴政和牟取利益。权力的来源和用途都不是正当的,必定导致权力运行的黑暗。那么这就带来一个中共体制特有的现象,上下级之间不是决策和执行的关系,而是互相照应共享权力的关系。中共官僚体系中,上级对下级有一定的依赖性,毕竟具体工作要依靠下级去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级有很多办法抵制上级的决策,逼急了还可以故意捅娄子让上级吃不了兜着走。由于权力是用来牟利的,那么下级是否执行、如何执行上级的决策,出发点是自己的利益。由于权力暗箱操作见不得光,即使遭到下级抵制,上级也缺乏强制力,就如同黑吃黑,谁也不敢报警。当然不是说上下级完全处于对立状态,而是有这样一种微妙的权力格局。所以上级出台政策时都要适当考虑下级的利益,而下级也尽可能配合上级,大家相安无事。但是遇到核心利益的矛盾,那就是另一种状态了。
党魁推行政令完全依靠自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不是党章中的条文,而是真正能在现实中发挥的影响力。说得再直接一点,最关键的就是人,只有自己的亲信才会真正执行自己的意志,所以党魁要任人唯亲,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压其他派系。
中共也建立了所谓的公务员制度,但是此制度非彼制度。西方公务员制度下,政府公务员没有党派色彩,不参与决策,只是执行政令。比如川普当选后组建内阁,任命财政部长,但是财政部的公务员还是原班人马,他们会严格执行现任财政部长的指令,前任财政部长不可能再对这些公务员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中共体制内就不一样了,如果一个官员在一个地区或者部门任职时间比较长,他就可以把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经营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的下属都是他的亲信,这是一种非常坚实的利益共同体。
在西方国家,成为公务员不是从政,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如果想从政,参加竞选是唯一的出路。而且即使当选,也有任期限制,总统退任后也是一介平民。而在中共体制内,不要说政府的公务员,凡是国有的单位包括企业学校医院,其员工都是在从政,小小的办事员做的都是总理梦。中共高官实际上是终身制,退休了就身居幕后干政,一方面毕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实力;另一方面也有利益诉求,一帮小弟也需要照应;就算死了也要借尸还魂,成为派系斗争的筹码。
其实中共历史上就没有真正政令畅通的时候,因为派系倾轧争权夺利是常态。即使在毛泽东时期,刘少奇的亲信彭真掌控的北京市委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只能通过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把刘少奇打倒。但是总体而言,在毛邓时期中共的政令畅通程度还是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邓小平能够调集几十万军队镇压六四运动,就是一个例证。江泽民的党内资历不深,但是被邓小平指定为党魁并捡到了邓死后的权力真空,借机培植了大批亲信,党羽遍布党政军商的要害部门。同时江泽民推行“闷声发大财”,放纵官员腐败。所以即使中共其他常委都反对,江泽民依然能够一意孤行发动对“真善忍”信仰的残酷迫害。
胡温时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显露出来。江泽民在幕后,其党羽在前台,胡温难有作为。温家宝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不仅公开抵制,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桌子要温家宝下台。胡温这才下定决心联手将陈良宇打掉。习近平上台后,政令就更加举步维艰。如果说江派在架空胡温,那么与习近平则是处于对立状态。
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打虎,力度不小,似乎习近平的权力很大,其实不然。习近平作为党魁要清剿周薄政变,这在中共体制内是名正言顺的。王岐山掌控中纪委,两人联手打虎,相当于两人直接操刀,才动得了那些老虎,恰恰说明习王的权力只能在中南海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且还需要亲自动手。相比之下,陕西秦岭别墅的问题,习近平六次批示都没有作用,只能把几个高官打掉之后才能拆除别墅。
但是打掉几只老虎并不能解决政令不通的问题,因为派系势力和利益集团依然存在,而这个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比如周永康已经身陷秦城,但是政法委的各级官员多数还是周永康提拔起来的,与周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那么这些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对习阳奉阴违。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首先,政令不通就是权力不稳,而习近平打虎得罪了众多利益集团,权力不稳意味着性命堪忧。其次,虽然权力不稳,但是责任可不轻,利益集团各自为政,但是一旦出了问题,所有责任都是习近平的,危急关头习可能被中共体制抛弃。习近平如果想保党再逐渐巩固权力,不仅是徒劳,而且也没有时间了。
政令不出中南海,表明中共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开始坍塌。一方面,中共之所以曾经强大,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密密麻麻的分支遍布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现在中共的组织已经运转不灵,逐渐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就好像一个人得了脑血栓,四肢不受大脑支配了。另一方面,中共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不同的派系和利益集团各自为政甚至针锋相对,矛盾日益激化,随时一拍两散。
对于民众来说,这当然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迫害民众的政令,也许在传达的过程中就夭折了。如果今天发生六四运动,中共镇压的政令估计是胎死腹中,会有更多的徐勤先抗命并选择与民众站在一起。明慧网报导,许多派出所和警察明白了真相之后,不再参与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甚至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
环顾中共面临的各个危机,可以发现这些危机都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的。中共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体制,产生之初就带着自我毁灭的基因,生于不义,死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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