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期间，北京教师声援学生。（图片来源：大纪元）

在台北自由广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演讲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刽子手们立即开始清除血迹，毁灭罪证，并且消除记忆。那是对抗争者和死难者的第二次屠杀。

暴行没有在1989年结束，中国政府对良心犯、人权律师、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记者作家的迫害从未停止，并且变本加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暴政可以让15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但这发生在21世纪的中共统治下。关押了两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每时每刻都有洗脑、酷刑和死亡发生的集中营，发生在21世纪的中共统治下。大屠杀之后是集中营。而集中营之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等着世界的是什么？

1989年北京的枪声震惊了世界。但三十年来，中共不但挺过了屠杀之后的全球谴责和制裁，而且变得更加强大和飞扬跋扈，正在向全球输出专制模式，成为自由民主秩序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在世界各地明里暗里骚扰和压制批评者，还公然流氓到在越南、泰国和香港把异议人士绑架回国。天安门屠杀有罪，但那些用红地毯来迎接刽子手、那些只顾发大财、不顾人权民主、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客和商人们，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中共不但继续维持着野蛮的专制统治，而且还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尖端科技，建立起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极权主义：DNA采集、人脸识别、声纹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防火长城、金盾工程、社会信用体系、数以亿计的监控镜头……这种高科技极权主义，已经超越了乔治・奥威尔想象的歹托邦“1984”。

大屠杀造成了普遍的恐惧，而恐惧变成沉默，长期的沉默又转化成冷漠，转化成“抗争无用”的犬儒主义。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信息封锁、洗脑宣传、愚民教育和仇恨教育，加上腐败猖獗和社会不公，造成了普遍的奴性人格、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那种“只问胜负、不问善恶是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叫流氓主义。最可怕的暴政，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不知反抗、不愿反抗、甚至自愿去维护的暴政。

但总有一些人，鲜血的记忆、内心的呼召和自由的渴望，不会被碾碎。1991年我开始在北大读书，当我看到一张张被坦克碾成一摊血肉的照片时，我和这个政权的对抗就注定了。我后来从事人权律师、从事民主活动、从而被停职、被软禁、被绑架、被酷刑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共产党如何能清除我们心中的记忆？就算我们能遗忘，中共自己能忘得了吗？直到现在，天安门母亲被集体失踪，制作六四纪念白酒的民主人士还在监狱，我的很多从事维权和民主活动的朋友都被软禁和强制旅游，网络上关于八九六四的各种文章、照片被删除，哪怕只是一些隐晦的暗示。这么一个蛮横的超大政权，何曾消除过对人民、对真相的深深恐惧？这样一个恐怖的政权，难道不是必须被颠覆？！这样一个恐惧的政权，难道不是必然被颠覆？！

今天我们也要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来，我们来到自由广场，不仅仅是为了记忆和纪念，也不仅仅是为了致敬和反思。我们要行动、要抗争、要颠覆！不推翻中共，中国人不会有自由，台湾不会有真正的安全，而全世界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两个星期前，我和蔡英文总统见面时，向她建议，台湾应该公开地、明确地强烈地谴责中共在新疆的集中营。不管你的倾向是自由主义，还是福利主义，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中共以国家为名的恐怖主义！不管你来自蓝营，还是绿营，我们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集中营！我们有责任站出来，因为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我们有责任抗争，因为你、我、他、我们全都是大屠杀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今天的集中营，就是明天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将是明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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