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华为风暴成世界焦点,华为员工开始受到关注。华为外包员工倒地不起的视频曾热传,996工作制再度引人深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近日发表文章,亲历者透露了心声。
这篇题为“中国科技工作者在996鼠标赛中身心耗尽”的文章,采访了多位按照996工作制上班的员工,其中大部分年轻人表示自己已经疲惫不堪,并表示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没有时间好好休息、看不到工作成就,同时不敢面对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王世昌(Wang Shichang,音译)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6天。新婚的他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妻子。28岁的他每天疲惫不堪,眼睛疲劳而干燥,睡眠不稳,并说自从四年前成为开发人员以来,他的体重增加了20磅。
“这些日子爬四层楼都会让我气喘吁吁。”他说。
王世昌服务的公司实行996工作制:即从上午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6天。这已成为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的常态。
996工作制引发了社交媒体的激烈争论,中国许多科技巨头和企业主都优先考虑长时间紧张工作时间。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今年早些时候表示支持长时间工作,并称此为“996福报”,引发批评。
王世昌不同意马云的说法,他也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许多人一直在在线论坛Github上对996工作制进行抱怨。他们还分享“反996”网络迷因(网路迷因是指因在网路上传播而一朝爆红的东西),对他们的困境自嘲。其中一位日本女演员的照片被编辑后显示,其手中拿着一条标语:“网络开发者的生活很重要。”另一张照片是,一对夫妇举着酒杯说:“来吧,让我们庆祝两年来第一次在同一个房间里。”
该Github项目的受欢迎程度达超过25万次点击。
尽管这些看起来很幽默,但像王世昌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和专家都说,过度劳累会导致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
几十年来,长时间上班和过度加班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司空见惯。现在,这种长时间工作的文化传播到了中国的白领办公室。
有调查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只有2.27小时的闲暇时间,不到美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享受时间的一半。
2018年由中共政府主导的中国心理健康调查中,403名接受调查的科技工作者中有一半表示他们疲惫不堪。其他人报告视力、记忆力、脊柱和颈部疾病问题。
现年25岁的上海程序员朱先生说,他公司的大多数人现在患有“平背综合症”,一种可能是由不正确的坐姿引起的疾病,导致脊柱失去自然腰背曲线。
朱先生表示,长时间坐着工作要保持良好姿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在年度体检中,一些医生直接跳过脊椎测试,默认检查扁平背。”
除了身体症状,王世昌说他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他说:“工作压力使我的抑郁症变得更加糟糕,以至于我必须接受临床治疗。”
王世昌说,他的医生敦促他更好地控制工作压力,并需要更多睡眠,但他说他发现很难做出权衡。
“我和我的妻子有时会缩短我们的睡眠时间,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王说,“我可以在周末睡觉,但我更愿意设置闹钟,并为观看电影和参加音乐会等事宜分配更多时间。”
现年23岁的中国电子商务网站软件开发人吴先生说,他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想要更多的业余生活,并获得充足的睡眠。
“我每天晚上11点左右到家,直接睡觉,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娱乐或学习。”吴先生说。
《互联网经济》(Internet Economy)杂志的主编向远志(音译:Xiang Yuanzhi)认为,这一代年轻科技工作者认为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一个原因是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向远志解释说,许多科技工作者受过良好教育,但他们发现科技工作所提供的工作和报酬并非他们想像的那样。与其他高强度专业人士(如医生或科学家)不同,程序员并没有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
王世昌也补充说:“直言不讳地说,程序员与装配线工人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曾过着更加富裕的生活。他们需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追求。”
在CNN接触到的40名中国科技工作者中,很少有人说他们曾寻求过公司的帮助和咨询,因为很少有中国科技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
在中国,负责为公司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的伊诺可‧李(Enoch Li)表示,根据她的经验,科技企业家关心的事项中,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排列很靠后。
即使那些提供员工援助计划的中国公司,最多也只是提供一种单向倾听的情感热线。
李女士说,中国公司过分强调“情绪恢复”或“坚持不懈”,但没有告诉员工什么时候可以放下勇敢的面具。在中国,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耻辱感让许多员工不敢表达他们的感受或寻求帮助。
朱先生为一家外资科技公司工作,该公司为雇员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但他对接受精神保健可能不受欢迎表示赞同,他说:“是的,我感到焦虑,但我从未想过我需要治疗师的帮助。”
王世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表示自己所工作过的五家中国科技公司都没有提供任何心理健康服务。他通过观看有关抑郁症的YouTube视频,和阅读在线表格来为自己诊断病情。他说,他仍然在与抑郁症作斗争,虽然他的长时间工作还没有改变,但现在正在接受一位治疗师的治疗,服用药物,并抽时间听有帮助的音乐。
大纪元记者吴馨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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