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及侯德健四人，作为首批知识分子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加入到广场上的绝食大学生中。

“四君子绝食”，给已趋疲惫的广场静坐抗议学生平添了一把火，使已日见冷清的天安门广场重新人头攒动。

而这时，由邓小平拍板，中共最高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立即清出天安门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终于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暴力镇压。

而“六四”镇压的序幕，24小时前，从6月3日凌晨就拉开了。

便装进城

6月3日凌晨起，不断有学生和市民向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报告，被堵在城外的戒严部队开始着便装向市中心渗透。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呼吁北京市民提高警惕识别便衣军人，进行阻击围堵。

这些士兵虽是便装，但清一色平头、白衬衫、绿裤子，步调统一，使他们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认出来。他们被市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广场上学生组织的广播站不断报告“胜利”的喜讯，戒严令似乎仍是令人嘲笑的废纸，而且更添一分滑稽色彩。

6月3日下午一时许，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公交大客车被群众截住，车内满载了枪支弹药。一挺机枪被抽出架在了客车顶棚上。几名青年人站在车顶上，用从车里拿出来的带刺刀的步枪挑着钢盔向人们展示，不时向围观人群打着V型手势。

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85级学生的张华杰是站在车棚顶上的学生之一：

“我站在公共汽车顶棚上演讲，讲了十几分钟左右后，就看从新华门（中南海面对长安街的正门）里冲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后开始扔催泪瓦斯，群众四下散开。从车头车尾上来两个军人，一言未发抬腿一脚踢在我的腰上，我就从车顶摔下去了。很多人围着踢我。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满脸满身都是血。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广场报警，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今天他们要杀人的。那是6月3号下午两点钟”。

心存侥幸

张华杰的预感是准确的。但在广场上，学生、市民却不相信政府会用军队真刀真枪真子弹的镇压。

当时在广场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言人韩东方，虽然自己曾是军人，也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仍然认为解放军不会开枪：

“我自己曾当过兵。我觉得，除了发生一群人冲入了新华门会开枪之外，我绝不相信，军人开进北京城，在大马路上会朝老百姓开枪。如果我是军人，我会拒绝执行这种命令。”

广场流沙

然而，执行戒严的军人已经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6月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清晨6时天大亮前完成清场任务。

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士兵拿到了杀人令牌。

6月3日晚6点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50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血溅长安

《紧急通告》也像是动员令。东西长安街上，大批工人、学生、市民用交通隔离墩、公交车、甚至掀起长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块，设立起一道道路障，试图像过去十多天来一样，再次把军队堵回去。

但这一次，军队没有停下来。车顶架着机枪的军车在坦克、装甲车和车队两边平端着冲锋枪徒步行进的士兵的掩护下，沿长安街东西两侧向天安门广场突进。

遇到阻拦，士兵则开枪还击。特别是西长安街一线，公主坟、木樨地立交桥和西单路口，成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拦军车的群众、围观的市民、甚至两边居民楼里，都有人中弹倒下。

被政府认定为主要“黑手”的方励之（已故）1999年在美国接受BBC中文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晚将近10点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打电话到他在北京的家里：

“他说，方老师，你听。这是在木樨地打的。枪声在电话里听得很清楚。”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首席记者洛里回忆说：

“听到军队进城，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消息后，我没有到广场去，我本能地想到，要赶快到医院去。我带着摄制组到了城西的北京儿童医院，那个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医院里一片混乱，死伤者被一个个抬进来，医生护士不知所措，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枪伤。医院里满地是血。我是个老记者，曾报道过越战，血没少见。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场屠杀”。

“刽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声怒吼和辱骂，得到的是士兵枪弹的回应。

到6月4日凌晨一点左右，戒严部队突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并切断封锁了通向广场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了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坦克、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前一线排开，等待开进广场的命令。

1点30分左右，戒严部队播出的《紧急通告》更充满杀气：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撤离广场

天安门广场的照明系统被切断，诺大的广场显得空荡阴森。侯德建借着手电筒的光，为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几千名学生弹着吉它，唱起《龙的传人》。

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这时，侯德建、刘晓波等人找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对学生领袖们说，广场外流的血已经太多，没有必要流更多的血。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之一，负责广场广播站的封从德回忆说：

“侯德建找到我，说能不能让他们（即绝食四君子）去跟军队谈判。我说你们去谈判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指挥部也不能代表学生”。

指挥部另一名成员，当时是北大作家班学员的张伯笠回忆说：

“侯德建就把他的白色的背心脱下来，举着，就像白旗似的（朝戒严部队）走过去了。然后很快就看到侯德建跑回纪念碑，说‘只给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撤出广场，不撤后果自负’”。

撤还是不撤？生死攸关的决定，责任落在了当时年仅23岁的北大学生封从德肩上：

“我也不敢自己做决定，黑灯瞎火的也没法点人数，我就拿起话筒说，大家喊，用喊声来表决。要留守的喊‘留守’，要撤离的喊‘撤离’。我个人感觉两边声音差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喊声大小一样的话，那心里想撤的人一定是更多。于是我就决定撤了。”

学生们打着旗帜、挽着手臂、高唱着《国际歌》，许多人泣不成声。

在士兵平端的枪口和身后隆隆的坦克声中，在黎明的第一线曙光中，学生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镇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这样一句话告诉了世界：

“……约5点左右，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到5点半，整个过程结束”。

死伤人数

“六四”镇压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国政府在“六四”镇压后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这是迄今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布的唯一的“六四”伤亡数字。

但是，西方媒体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估计则高于这个数字，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即便这是一个事实，但它取代不了另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又到周年

在重新取得对首都北京的控制、各省官员先后表态支持中央后，政府开始了对参与89民运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市民领导者的逮捕镇压。

部分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黑手”被投入监狱。一些工人、市民被当成“暴徒”草草审判、处以重刑甚至枪决。

更多的学生领袖和参与民运的著名知识分子则在有良知的中国老百姓的掩护和“黄雀行动”等海外民运人士的策应下，辗转逃离中国大陆，流亡海外。

一晃，30年过去了。BBC中文记者历年来曾采访过的当事人中，有人仍在呼号，有人已沉默，有人已经客死他乡。

记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的人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遵信，戈扬、许良英，王若望等不少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对待“六四”，30年来中国政府只做了而且仍会继续做一件事：试图从历史上将它抹去，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历史不能抹杀。抹杀历史是徒劳。

30年，对于纪念日，是个大日子。对于当代历史，是一个足够的沉淀和距离。

这场改变中国政治进程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在1989年发生，又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它给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留下的是什么？

附：“六四”人物

封从德：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学运爆发时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已与另一学运领袖柴玲结婚。在6月4日凌晨军队清场的险峻时刻，封从德主持以口头表決的方式，成功地组织了广场学生最后的撤离，避免了更多的流血。六四镇压后封从德和柴玲都在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名单上，一同逃亡法国后柴玲辗转到了美国，二人离婚。封从德留在法国读书，后移居美国，继续参与海外民运活动。

丁子霖：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現居北京。1989年6月4日凌晨，丁子霖时年17岁仍在上高中的儿子蔣捷連在长安街上中弹身亡。丁子霖等在六四镇压中失去亲人的母亲们组织发起“天安门母亲”，呼吁平反六四，为无辜受害者昭雪。丁子霖常年不懈收集整理出的《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收录了202位死者的姓名，身份和遇难时间地点，是迄今六四镇压中死亡者的最详实的资料。

来源：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