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空降兵部队

1989年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确实也是完全按照战争时期的方式来行事的，从军队的调动到进军路线的安排，从通信联络方式，到启用部队临时代号，等等。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发生之初，人们只注意到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等部队参与了血腥镇压行动，后来又发现空降兵第15军等部队也参与了。直到发现参与血腥镇压行动的部队竟然包括了14个陆军集团军、1个空降兵军，以及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不能不惊叹这场镇压行动的规模。

其实，时至今日人们所看到的还不是全貌，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杨尚昆具体执行、中央军委主导的“六四“血腥镇压行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内幕尚未完全揭示。笔者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资料，但手头的资料仍然极其有限，目前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一些研究分析。

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解放军的三大总部全力投入，基本的分工是，总参谋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总后勤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后勤保障。

在当时解放军的七个大军区中，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奉命调动野战军主力部队进京，北京军区几乎是倾巢而出，属下的六个陆军集团军全部出动。其他三个大军区（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虽然没有进京，但也奉命进入了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

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周衣冰中将，政治委员是刘振华上将，副司令员是阎同茂中将、李来柱中将、齐连运少将和刘玉堤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陈培民中将，参谋长是邹玉琪少将，副参谋长是黄云桥少将和沈贻焱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张工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刘存康少将和徐寿增少将，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李辉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徐效武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江修惠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李文健少将和李中仁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黄继述少将，后勤第6分部政治委员是阎福祥少将。

当时沈阳军区的司令员是刘精松中将，政治委员是宋克达中将，副司令员是朱敦法中将、石宝源少将和曹双明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李文卿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高克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清涛少将（兼）和赵万福少将，参谋长是李海波中将，副参谋长是杨国屏少将和杨永春少将，政治部主任是戴学江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白文仲少将和蔡公杰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吉人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芦光祖少将和唐作厚少将，后勤部参谋长是时根兴少将，后勤第4分部政治委员是修希德少将。

当时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李九龙中将，政治委员是宋清渭中将，副司令员是固辉中将、张志坚少将、马伟志中将、马辛春海军中将和林基贵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曹芃生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徐春阳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孙凯少将，办公室主任是郭文（王干）少将，参谋长是马伟志中将（兼），副参谋长是杨希振少将和郝保庆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姜福堂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蔡仁山少将和袁守芳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张宗林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刘国福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王传武少将、何其祥少将和王宝书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王成山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张明山少将，后勤第9分部政治委员是赵孝起少将。

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向守志上将，政治委员是傅奎清中将，副司令员是郭涛中将、王成斌中将、聂奎聚海军中将和姜玉田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史玉孝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张明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永明少将（兼），参谋长是刘伦贤少将，副参谋长是郑炳清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于永波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王永明少将和洪家德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太岚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韦宇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赵振绪少将和刘礼贵少将。

为了统一指挥奉命进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设立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担任总指挥，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

奉中央军委之命，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各自专门成立了以一位军区副司令员和一位军区副政治委员为首组成的戒严指挥部（组），随同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进京，实施战争时期的所谓“靠前指挥”。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北京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齐连运少将、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培民中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存康少将、军区训练部王部长等人率领，济南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固辉中将等人率领，沈阳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芦光祖少将等人率领，南京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郭涛中将、军区副政治委员史玉孝中将等人率领。

进京部队的军、师一级，也都按照战争时期的规定和惯例，设立了前进指挥部、基本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事行动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其属下的各兵种、各部门全力动员。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会同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通信部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通信联络工作。李云生少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部长。

解放军总参谋部陆军航空兵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运输交通，在北京市区地面交通受到学生和市民阻断的情况下，动用军用直升机为解放军戒严部队运送军用装备物资，解决紧急交通问题，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左印生等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高级军官到上级机关接受任务，来回都是乘坐军用直升机。

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总局紧急为解放军戒严部队提供北京市区军事地图。1989年6月1日，测绘总局地图供应办公室正在值班的参谋梁策少校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我是戒严部队前指(前进指挥部)，我们奉命即将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天后急需大比例尺北京市区及近郊图。”按常规作业，这样一张图需要2个月时间，而眼下一天之内就要限期交付。测绘总局局长崔世芳少将表示：目前，我们的党和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各个工序的测绘官兵都要听从指挥，鼎力相助，尽力尽责，一拼到底！副局长孙秀文少将表示：解放军戒严部队从北京城的各个路口推进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保质保量按时绘制出以天安门广场为坐标中心的北京市区地图及近郊地图。副局长张振乾大校作了具体分工。

在测绘总局紧急工作会议上，与会的测量制印处处长俞兆祥、办公室主任穆朝义、地图供应处处长何水强、参谋郑玉贤、董文俊、王小同、梁策等人纷纷提出见解，一种快速制印的决策终于形成：第一，分割法。把原来的一大幅北京市区图中的4个平幅图分割成18块，可由18人同时分头绘制。第二，取舍法。把地图内诸如山区、丘陵等地貌舍去，突出诸如居民地、道路、桥梁等地物，以便于解放军戒严部队一目了然地从图上找到快速挺进的路线。第三，减色法。将原有6种颜色的地图内容合并为4种颜色，可由4色印刷机一次印成，减少一次套印，提高速度一倍。就这样，6月2日清晨，地图付印完毕，由第3图库助理员韩百民押运到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参见《坐标中心，在天安门广场》一文，作者：少校参谋梁策，见于《戒严一日》一书下集第17页）。

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了提高后勤保障的效率，打破惯例，越过大军区一级，直接将军用物资发放到各进京部队。

为了加强保密，解放军戒严部队一律按照战争时期的规定，舍弃原来的部队代号，临时启用新的部队代号。临时部队代号的启用，导致许多在开进中失散的官兵无法找到自己的部队，因为就连负责通信联络的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台、北京卫戍区通信台的接线员，一时之间都无法弄清楚临时部队代号与原来部队代号的对应关系。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展开之前，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特意成立了前进指挥部和清场指挥部。前进指挥部设立在西长安街上的军事博物馆。清场指挥部设立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由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人坐镇指挥。

在北京戒严这场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唯一沒有参与的就是海军。海军并不是无兵可调，除了水面舰艇部队和航空兵，当时拥有两个海军陆战旅。海军陆战旅与空军的空降兵第15军一样，属于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平常轻易不会动用。问题是，既然连空降兵第15军都已被调动，为什么仍然不动用海军陆战旅？有人说，海军不被信任，所以没有调动海军部队进京。晓沖在题为《“五•一九”戒严的几件事》（刊登在香港《解放》月刊1989年10月号）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对他亲口所讲的一段话：“当时海军上层军官一致反对戒严。而且海军官兵文化层次高，见多识广，不会盲从。当时杨尚昆他们认为海军非常不稳，海军总部被派去的陆军看守，故有陆军接管了海军之说。”晓沖的这个说法需要旁证，目前见不到有关海军将领因为反对北京戒严而遭处理的资料。

当时海军的司令员是张连忠海军中将，政治委员是李耀文海军上将，副司令员是李景海军中将、张序三海军中将、陈明山海军中将和邢永宁海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魏金山海军中将，司令部参谋长是张序三海军中将（兼），副参谋长是石天定海军少将、王祖尧海军少将和张予三海军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佟国荣海军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杜果海军少将、周坤仁海军少将和郝万明海军少将。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是王海空军上将，政治委员是朱光空军中将。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