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右）是中共八级高干，曾任中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图为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结婚照，证婚人是胡适。（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接上文：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下）

谴责红卫兵杀人为乐，杀人比赛

年谱中，千家驹对文革中被卷入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案，述之甚详。他说，该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看了湘剧《生死牌》后，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五不怕”，而由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本，毛泽东完全知道吴的写作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进而三家村，彭罗陆杨，直到刘少奇。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有五同之谊（同乡、同学、同年、同盟、同为胡适高足），被揪出来则是“文革暴发户戚本禹的功劳”。

胡适一九四九年匆匆离开北平时，有许多书信日记未带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该所负责人后，查抄了档案，找出吴给胡适的几封信，就作为勾结“美帝走狗”的罪证公布出来，其中一封是吴介绍千去见胡适的，故千家驹便成了“黑帮份子”、“蒋匪帮走狗胡适的徒子徒孙”。

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殴打老师。（网络图片）
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殴打老师。（网络图片）

对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千家驹愤怒地写道：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如此无法无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治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吧！

被抄家、批斗、愤而自杀的经过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被千称为“混账王八蛋共产党员”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

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晗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

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份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

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元旦结婚，证婚人是胡适，介绍人是范文澜。当时胡适在婚礼上致词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思想一向是很前进的，但今天的婚礼古色古香，新娘子姓杨，我看千家驹从今天起变成杨家驹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

六四惨案后 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千家驹写道：

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份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分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

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惨案发生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终于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一名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为何在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

他回顾中共建国以来历程，批评中共还把文革的宣导、组织者毛泽东当为偶像膜拜。他指出，苏联东欧的彻底崩溃，“百分之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路不通。”二十世纪整个历史都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千家驹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强烈使命感的传统读书人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就“误入歧途”卷入红潮，不能自拔凡数十年之久，在今日大陆统治阶级的权势和富贵中，有他一份贡献在内，然而，经过毛泽东暴政的炼狱洗礼，他终于大彻大悟，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信仰的蜕变，并以“自撰年谱”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的大智大勇超过了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知识份子，也令人相信，中国士人的正义之气并未断绝，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还有希望。

（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