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岸英参加过苏德战争吗？

关于毛岸英是否参加过苏德战争，国内著述肯定者居多。最典型的是2005年发表在人民网上的《委员毛新宇写博客回忆毛岸英：他曾带兵打到柏林》一文：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迅速向苏联首都莫斯科推进。当时我的伯父毛岸英和父亲毛岸青，正在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儿童院。

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德军的坦克突袭，伊万诺沃市开始挖筑反坦克壕。国际儿童院学生也参加了这项艰苦浩大的工程。时值严冬，冰天雪地，气温在零下四五十度。反坦克壕的挖掘标准是深3米，宽3米，每天每人的定额是一立方米。这对儿童院的孩子们来说，是一项重体力活，体力和意志都经受着考验。铁镐抡下去，地上只砸下一小块，钢钎凿下去留下一道白印……虎口震裂了，贴上一块胶布，手心磨出了血泡，咬牙坚持。中国孩子长得瘦弱，但干起活来，能吃苦，舍得花力气，常常受到市里的表扬。岸英伯父是整个儿童院的“孩子头”，能吃苦在先，以身作则，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1942年5月，他用俄文直接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上前线的要求。信中这样写道：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信后署上了自己的俄文名字“谢辽沙”，同时又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信投出去十几天，一点动静都没有。碰巧，这时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到伊万诺沃市来视察。他在共产国际兼有职务，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各国的孩子们。

……

岸英伯父听出来了，将军是在故意转移话题，避开自己要求参军的事。他灵机一动，便海阔天空，谈起了日军如何偷袭珍珠港，世界法西斯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在军事方面的对比，人心的向背等等国际大事。老将军认真听着，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赞扬道：“行，谢辽沙，很有出息！你对战争的形势、战争的进程有分析、有判断这说明你很关心世界大事呀！”

伯父马上把话题又拉了回来说：“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很喜欢军事和政治，可我现在……用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纸上谈兵，我想求您帮个忙，我要参军上前线”！

将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用军人的果断口气回绝道：“不可以，你是中国人，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上战场还轮不上你。”

伯父开始施展他的雄辩口才，说：“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说共产国际这几个字怎样解释”没等将军回答，他又自己回答道：“共产表示世界走向一种大同，叫做共产主义，各个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国际，就是国际主义。我爸爸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斯大林在苏联打德国法西斯，目标都是一个。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责任。不错，我是中国人，也没有加入苏联籍，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啊”！

一番话把将军深深打动了，他不禁点点头。伯父受到鼓舞，提出了“变通”要求：“将军，我马上就要读完八年级，请您帮助我进军校吧，我要学习军事，掌握打击侵略者的本领！”

将军看他的决心这样大，又想到上军校毕竟不比上前线，便答应帮忙。“好！小伙子，你的精神感动了我，我同意你去军事学校学习，你等着吧”！不久伯父果然接到了去苏雅士官学校报到的通知。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苏雅士官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生的初级军校。在这里，伯父参加了6个月的快速班的学习。1943年1月，又进入培养中级军官的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中，学员主要是前线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多数立有战功，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岸英伯父没有上过战场，是个例外。在军校，伯父于1943年1月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成为苏共党员。后来回国，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学习后，接着，伯父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离开军校，伯父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参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这时苏军正在对德国法西斯展开猛烈反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哪里有负隅顽抗的德国鬼子，他的坦克连就冲上去，炮轰碾压，一路战斗，一直随大部队攻克柏林。

1945年5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先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就不通。毛岸英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新宇20年后才出生，根本就没有见过自己的伯父，两人从无交集，回忆什么？是忆1950年的事（那时毛新宇还没有来到世上），还是忆1970年的事（此时毛岸英已经牺牲20年了）？发文的编辑也有责任，作者本人不知道回忆必须本着亲历、亲闻、亲见的原则，当编辑的总该知道这一常识吧？

再读内容，一些说法明显站不住脚。

其一，说毛岸英等人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挖反坦克壕，“时值严冬，冰天雪地，气温在零下四五十度”。这个说法出自同在国际儿童院的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的回忆（《见证毛岸英》，第47页），却并不符合东欧平原中部地区的气候规律。国际儿童院所在地伊万诺沃市不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而是在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平原地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一月份平均气温为零下12℃，七月份平均气温为18℃”（《360百科•伊万诺沃》），轻易不会出现“零下四五十度”的极端温度。小时候孩子们对气温格外敏感，记忆中会觉得很冷，生长在东北的笔者也深有同感，不想过分责备回忆者，但需要指出“零下四五十度”的说法并不真实。但作为历史研究者，不去查证相关资料就贸然相信，意味着缺乏基本的史学素养。除非有确切资料证明1941年冬伊万诺沃市气温骤降，出现零下40至50度的严寒，不必非以此强调当时生活的艰苦。

其二，说毛岸英“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无异于天方夜谭！这一说法与毛岸英在国际儿童院的中文老师韩铁生有关。但韩的原话是“伏龙芝军事研究院”（《见证毛岸英》，第54页）。所谓“军事研究院”是伏龙芝被沙皇俄国政府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于1914年在伊尔库茨克省曼祖尔卡村期间组织的一个由流放者参加的军事小组，且没有冠以伏龙芝之名。十月革命后并无“伏龙芝军事研究院”这一机构。《见证毛岸英》的作者金振林1978年采访韩时，他已是85岁的高龄老人，可能是把毛岸英1943～1944年在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诸兵种系学习的经历记混了（参见赵嘉麟《俄解密档案披露毛岸英二战岁月》，《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1月5日）。即便韩铁生说“伏龙芝军事研究院”是对的，也与伏龙芝军事学院不能划等号。非要为毛岸英编造在苏联著名军事院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经历，只能留下历史笑柄！

其三，说毛岸英“参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与有关档案不符。据2010年5月俄罗斯有关方面公布的档案，毛岸英“1944年8～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见习生……”（出处同上）。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于1944年8月14日起实施奥索维茨战役；9—11月，夺取纳雷夫河西岸登陆场，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参加柏林战役则是在1945年4月18日以后。毛岸英1944年11月以后已不再是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见习生，自然无缘参加柏林战役。

其四，毛岸英担任过坦克连指导员的职务吗？

说毛岸英在苏德战争中“在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对此，孙立众《解密：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时任何职？》一文说明：1919年至1924年、1937年至1940年、1941年7月至1942年10月，苏军曾设连政治指导员职务。1942年10月撤销连指导员职务后，曾设政治副连长一职。1943年5月底，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废除了政治副连长这一职务。毛岸英1944年8～11月才结束在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诸兵种系的学习，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当见习生，此时苏军已无指导员和政治副连长的编制，他也无法担任这一职务。

其五，毛岸英在苏德战争中参加过实战吗？

毛新宇说“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哪里有负隅顽抗的德国鬼子，他的坦克连就冲上去，炮轰碾压，一路战斗，一直随着大部队攻克柏林”。

这是一段奇文，上述情节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

先来看俄罗斯方面的说法：2010年公布毛岸英在苏联的档案的俄国历史学副博士斯韦特兰娜•科尔涅耶娃说：“见习生的身份意味着毛岸英没有参与战斗，而是在战地观摩。”（赵嘉麟《俄解密档案披露毛岸英二战岁月》，《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1月5日）

再看国际儿童院同学的说法：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说“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王凡、东平《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前几年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采访李多力时，他也说毛岸英要求上前线，“听说斯大林同意了，挑了一个仗，不打仗的那一天，也就是前线正好比较平静的、不打仗。然后给他配了一个什么，一个军官，给了一个吉普车，配了一个少校还是中校军官，然后告诉你上前线，叫他转了一圈，就担心他，怕出事。”（《毛岸英二战“上战场”：不打仗时开车去前线转转》）

毛岸英本人是怎么说的？据陈祖涛回忆，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共产党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只是到前线走了走，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实在是一大憾事。”（王凡、东平《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据被毛岸英当成妈妈一样看待，一到星期天就跑到其家里玩的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也回忆说，1950年，毛岸英表示要参加抗美援朝，说自己“下乡、土改都搞过，但没有搞过军事生活，没有真正打过仗”；“我在苏联只搞些军事演习”（《见证毛岸英》，第182页）。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毛岸英牺牲后，他曾与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同学周世钊谈起：“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锻炼过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没有打过仗，这是很不够的。”（同上书，第208页）

鉴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毛岸英曾亲身参加过苏德战争，有关著述处理这段历史时大都比较谨慎。如赵嘉麟等人所著《红色后代的苏联印迹》就只叙及毛岸英到儿童院看望伙伴们的情节，接下来直接讲述他从战场上回来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的故事，避开了是否参加实战这段历史。明确说毛岸英参加了苏德战争实战的是毛新宇的《我的伯父毛岸英》一书（第275页），且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采信。问题是毛岸英究竟参加过哪几场战斗，作战时坐在坦克车内的哪个位置，又是怎样去“炮轰碾压”德军的？毛新宇的书中都没有任何答案。相信有过中国人大历史系的本科学习经历，又在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受过刘国语研究员调教的毛新宇博士，不会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就编撰出这些离奇故事。说毛岸英在苏德战争中一路打到柏林，根据什么史料说这番话的？请拿出来。

二、毛岸英是什么时间到北京机器总厂工作的？

1950年，不喜欢在社调部机关工作的毛岸英经过努力争取，到北京机器总厂当了党总支副书记。他是什么时间到该厂工作的，诸说不一。

金林振说是在1950年5月中旬（《见证毛岸英》，第274页）；毛新宇说是在8月中旬（《我的伯父毛岸英》，第407页）；武立金的说法与毛新宇相同（《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第18页）。毛新宇和武立金的说法大体可信。

金林振说毛岸英1950年5月中旬到北京机器总厂工作，根据有两条。一是毛1950年6月9日写给蔡博的信。该信称：半个月前我离开了社会部的上层工作，达到了自己一向所追求的目的——转为做群众工作，做党的工作了，我现任北京机器厂党的副书记（见《见证毛岸英》，第248页）。另一条是时任北京机器总厂的厂长胡光的回忆，说毛1950年春末到厂里“做政治宣传工作，以后是副书记”（同上书，第178页）。笔者认为，毛岸英在6月9日之前就知道自己担任北京机器厂党的副书记，并不意味着这时他已经到厂里工作。从其之后的履历可以看出，他陪着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到苏联治病，又回到湖南家乡探亲。当时在厂里的陈玉衡、张锡都没有回忆他在厂里从5月呆到10月（同上书，第177—179页）。胡光说只说“中间回湖南一趟，去苏联一趟”（同上书，第179页）。如果毛岸英5月就到厂里工作，这些非厂里的任务（尽管是社会部和毛泽东的需要），是一个基层领导干部不请示汇报，想走，拔腿就能走的吗？其实，毛岸英究竟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了多长时间，他自己的答案最权威。他于1950年10月8日写给舅父的信说：“我在北京机器厂工作已近两个月”（同上书，第240页）。前推“近两个月”，大约在8月中旬左右。

有一事仍不明：毛岸英当年5月陪李克农到苏联治病；5月23日到长沙住舅父杨开智家。据杨开智说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金林振说实际上没有一个月。同上书，第159页），之后离开湖南。那么，从7月初到8月中旬的40多天中，毛岸英在做什么，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披露。

三、毛泽东曾想安排毛岸英到新疆工作吗？

说毛泽东曾想安排毛岸英到新疆工作，据说是赛福鼎在回忆录中记述的。霞飞《毛泽东曾打算送毛岸英去新疆工作》一文说，1950年夏天，赛福鼎到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会议闭幕后，毛泽东请赛福鼎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毛泽东还让孩子们出来相陪。赛福鼎早年也在苏联留学，俄语很好，便用俄语和毛岸英交谈。毛泽东听着毛岸英用俄语流利地与赛福鼎对话，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问赛福鼎：“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赛福鼎说：“完全及格。讲得流利而标准，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毛泽东说：“我的俄语不行，但看得出来，他讲俄语不困难。”接着，毛泽东严肃地对毛岸英说：“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赛福鼎听毛泽东这样说，内心非常高兴。他马上对毛岸英说：“欢迎你到新疆去工作。”毛岸英也非常希望到新疆工作。他急切地问赛福鼎：“你什么时候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赛福鼎本想马上答应，但想听听毛泽东的具体安排，便用祈望的眼神看看毛泽东，希望他先发表意见。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以上内容为节选）

这段文字耐人啄磨。赛福鼎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是什么时间？据《毛泽东年谱》，系1950年6月28日召开，请赛福鼎到家吃饭应是其后几日之事。但毛岸英早在6月9日给蔡博写信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担任北京机器厂党的副书记，此事也是毛泽东同意的。明明已被安排到北京机器厂任职的毛岸英，为什么要在赛福鼎面前演戏，急切地表示自己要去新疆？毛泽东说毛岸英“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难道北京机器总厂的环境比新疆更艰苦吗？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被邀请到毛家做客的还有既是政治家，又是新疆历史学家的包尔汉。他在回忆录里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充分体现毛泽东关怀新疆的大事（见《新疆五十年》，中央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83页）。

四、毛岸英11月25日上午离开防空猫耳洞做了什么了？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驻地遭美国飞机轰炸牺牲，具体情形近年来颇有争议。归纳起来有几种说法：

（一）“蛋炒饭说”

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一书说，由于11月24日志愿军总部所在地上空发现了美机，志司发布防空号令，要求机关的所有人员第二天：“一、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火冒烟；二、拂晓前所有人员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躲避……”。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武立金《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一书也说，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次日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第218页）。

（二）“烤苹果皮说”

此说来自从轰炸现场逃出来的成普：

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朝鲜半岛的上空万里无云。这天上午，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员可以有片刻的轻松了。一夜没合眼的彭老总，实在太劳累了。毛岸英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三个“A”字的战斗电报，毛岸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因为事情不多，他又主动承担了收发电报的任务。彭总和衣躺倒在毛岸英旁边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

前天上午，一架美军侦察机，曾在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了将近一小时之久。这异常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军可能发现这里有个轰炸目标。所以邓华、洪学智和不值班的参谋人员都撤到了距木房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以防备敌人今天来空袭。作战室里，只留下了实在脱不开身的司令员和几位值班参谋人员。

上午11点钟左右，四架美军轰炸机嗡嗡震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但对彭总的安全，成普是十分上心的，他匆忙走进老总睡觉的小屋。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总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呛了成普一句：“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叫老总。成普就像见到了救星，赶快催他把彭总叫起来。

洪学智一来，就掀掉了被子，伸手去拉彭总：“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老总笑骂道：“你这个麻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呢！”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洪学智拖起老总，在后头推搡着，绕过毛岸英的身旁，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毛岸英这会儿也登记、发完了电报，就从子弹箱里抓了一个大苹果。朝鲜盛产苹果，金日成派人送来了一些，志愿军总部又自己买了些，所以作战室里有的是苹果。对于吃苹果，这些参谋人员还能吃出花样来：把削下来的苹果皮，放在红热的火炉上烤，烤得焦干，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比吃苹果还有味道。毛岸英现在就这样，把那一圈长长的果皮放到了炉子上。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成普心里产生了疑窦：敌机刚刚北去又折回，莫非它们搜寻的就是志愿军总部这个目标？当彭总一离开作战室，成普马上跨出西门坎，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内，仰头向空中观察敌机的活动。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不仅是飞机，还有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这不是一般的炸弹！一般的炸弹在空中是墨绿色的点或者褐黄色的点，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不好！快跑！”意欲叫毛岸英、高瑞欣赶快跑出作战室。惊呼未完，大群的汽油弹就击中了整个作战室，木板房全部坍塌下来，毛、高两同志葬身于烈火之中。眨眼间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被爆炸掀起的气浪甩到了西门旁的小沟里，半边衣服烧着了，半面脸上也烧脱了皮，幸好没有昏厥，他就地向没有火的方向滚去，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了。

等医生给成普身上的创伤涂上油膏、扎上绷带的时候，警卫排的战士们已开始在灰烬上搜寻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的遗体了（《成普：现场目击者揭开毛岸英牺牲真相》）。

对成普的上述说法，杨迪之子予以驳斥：除了杨迪和丁甘如的述说，近两年来还有杨凤安（时任彭总的秘书）、成普（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毛、高牺牲现场的目击人之一）和赵南起（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朝鲜语翻译）等几位知情人、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讲述了有关毛岸英之死的情况。其中杨凤安和赵南起都说到毛岸英二人牺牲时是在“热饭”、“弄饭吃”，而成普则没有提到吃饭的问题，只是含混地说“作战室没有鸡蛋，也没有炊具”，似乎间接地否定了“弄饭”说（《杨迪之子谈毛岸英》）。在这篇文章中则说是在“烤苹果皮”。

（三）“处理急件”说

这个说法明显是针对毛岸英出洞“搞饭（苹果）吃”的说法来的，最令人称奇的是北大教授韩毓海编写的电视剧《毛岸英》，把毛岸英出洞说成是“处理急件”。

杨迪之子对此的说明是：战时首长司令机关的紧急文件，一般为军令、情报和内部上下级往来的电文，它们分别是由作战部门，情报（侦查）部门和机要通信部门负责。毛当时的职务是“俄文翻译”，与上述部门并无直接的职责联系，而且志司与苏联方面也没有直接的俄文电报往来（所有与苏联有关的事宜，要么经过中国国内转达，要么由苏联驻朝代表与志司面洽，毛岸英的用场即在于此），所以，志司没有必须由毛岸英处理的“急件”（同上文）。

有趣的是，时任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文化教员的董安澜也来凑热闹，说毛被炸时，指导员邵发亮从洞外冲进来，急匆匆地说：“司令部作战处办公的地方被炸起火！一排长，立即派一个班上去，把文件抢出来！”这段回忆不知依据什么？志愿军总部前一天已做好防空部署，竟然还有大批文件地图放在作战处的地面房屋里，不转移到防空洞内，且数量之巨，以致董安澜抢救时“抢出一堆堆文件、地图。哨所小小的掩体部很快被文件堆满了”。邓华、洪学智把彭总“绑架”到山洞里，尚且需要同时把彭的地图文具一起带过去，作战处竟听任大批文件、地图堆放在地面房屋里（按理早应当转移到矿洞里保存）。若真的如此，这就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后来因此处分谁了？笔者曾驳斥所谓广东韶关老八路说抗战时期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是自己手下一名战士的荒唐说法（见《阿部规秀遭遇罗生门？》），如今董安澜也是这样。年纪大了，不免记错记混，但说话总应当合情合理。

据笔者考察，上述各种说法中，“蛋炒饭”说出现最早，“烤苹果皮”说出自当事人成普。尽管有人撰文称：“成普是毛岸英牺牲时的现场目击者。1972年，他给中央专案组的材料中专门写了有关毛岸英牺牲情况的回忆，对当时的背景和情况作了清楚的阐述。1995年，成普在给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信中就毛岸英牺牲的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了详尽的剖析，针对有的书籍中描写的‘毛岸英炒鸡蛋’的情节，成普给予了驳斥”（《成普：现场目击者揭开毛岸英牺牲真相》）。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成普1972年、1995年写的材料究竟有哪些内容，至今没有披露。成普把“蛋炒饭”换成“烤苹果皮”，依然不能否定毛岸英违反规定离开防空洞的事实。至于毛岸英回指挥部“取材料”说、“处理急件”说（杨志明说，该文刊于2008年《中华儿女》，转引自《见证毛岸英》，第220页；韩毓海说，见电视剧《毛岸英》），出现的更晚。

还有一个说法，说毛岸英是在“奔向猫耳洞途中牺牲”的。2006年毛岸英生前的妻子刘松林到当年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大榆洞寻访时，说“我问过许多经历过那场轰炸的人，他们告诉我，当年这里挖了一些猫耳洞，那次空袭发生时，毛岸英朝猫耳洞跑，就在离洞口大约三分之一的路程时，燃烧弹落在他身边，烈焰顿时吞没了他”（转引自《见证毛岸英》，第220页）。刘松林说空袭时“毛岸英朝猫耳洞跑”，这个说法是哪位当时就在毛身边并“经历过那场轰炸的人”告诉她的？没有说。据现有史料，当时在场的除了牺牲的毛岸英和高瑞欣二人外，还有彭总的秘书杨凤安、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毛是在奔向猫耳洞的路上牺牲的。刘自己的现场寻访也没有任何结果。

毛岸英在苏联，在1950年的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细节，直到上个世纪1990年代前后才被陆续披露出来，叙述者都是当年的亲历者。如今他们大多已经去世，健在者也垂垂老矣。如果有人以为他们对一个鲜活的，有自己个性的，最后牺牲时也不到30岁的年轻人的描写不够“伟光正”，非要选取甚至编造最有利于塑造其高大形象的说法，那就请在文学艺术领域任意驰骋吧！在史学研究领域，假故事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