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眼看已经要8点了，天已全黑，今晚万一等不到车，风雪之夜我该去哪里安身啊。远处又有灯光在闪动，快到我跟前时，看车头是“解放牌”货车。马上招手，并抱拳作揖，万幸车子真的停下来了，和司机师傅说明原由，他说：“上后面去吧！”我立马踩着后轮，爬上后面的翻斗，车继续向许昌方向开去。车斗的钢板冰凉，没有车棚，我在靠近驾驶室处扒开积雪蹲下，把棉帽的护耳放下来，竖起棉大衣领子，龟缩成一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车能搭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车在前进，离家越来越近。北风在头顶呼啸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旋落在身上，一会儿功夫，我就变成了活雪人。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车子到了开封火车站，司机师傅对我说：“到了，你下来吧。”而我的腿脚由于长时间的冰冷和蜷缩，麻木的难动弹，冻的快要失去了知觉。直起腰时，棉大衣上的冰咔咔作响。由于长时间靠在冰冷的钢板上，我的后背有一片皮肤的神经已经因冻坏死，至今对冷热疼痛刺激没有任何知觉。我慢慢下了车，向司机师傅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声谢谢！车子开走后，我跑进火车站候车室，那里有铁炉子，大家都围着取暖，我要让冻僵的身体恢复一下才能继续向家走。离开候车室时回头看看时钟，指向一点，鹅毛般的雪还在纷纷扬扬的飘舞着，踩在脚下嘎吱嘎吱作响，风雪之夜，我还要步行12里路才能到家。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千千万万知青的命运，他老人家在温暖如春的中南海里“其乐无穷”时，我们多么需要红太阳的一丝温暖。可是，红太阳，你躲起来了！当我们酷暑难耐的劳动时，你又在我们头顶施展魔法，更残酷的打压我们。下乡时，就是沿着这条解放路，在阴沉的天空，蒙蒙的细雨中离开开封的。现在的解放路一片寂静，一片白。解放路啊！解放路！你什么时候能解放我们啊！
二、进家后更痛苦
经过了11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到家。我用水果刀轻轻地拨动门栓，打开屋门，已是凌晨两点多钟。屋里没有一丝暖意，与屋外一样冰冷，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母亲在西屋北间头朝南躺着，听到我的开门声，她醒了。得知母亲已经病了三天，还在发烧，起不来床，枕头边上放着一块硬帮帮的鸡蛋糕。多亏同院邻居孔伯仲挑了两担水，并送来一暖瓶开水，直到今日感激不尽。这真是：
病缠身食已尽呼儿不应，与孩儿相见好似在梦境。
你满身冰雪娘怎不心疼，见你娘更牵挂小儿实情。
娘忍不住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滴滴撒在儿的心上。
孩儿见娘如此悲惨凄凉，深感心如刀割寸断肝肠。
是他把我们逼上了绝望，咱小民怨恨何日能伸张。
待到日落西山！再升朝阳！
这段毛泽东痛诉旧社会的经典语句，用来形容当时的社会一点都不过分。
母子俩渐渐脱离悲痛，面对现实，重整生活。我给母亲倒了一杯热水，让她服下退烧药，继续睡觉。我去西屋南间睡了。屋内虽然冷，却也好过风雪夜龟缩在解放卡车的翻斗里的状况，颇有些幸福感。早上起来给母亲做了碗疙瘩面汤，母亲吃药后继续休息。我打扫一下积雪，去粮站买五斤面，中午母子二人饱餐一顿咸面鱼（面疙瘩咸汤）。可能是心情好一点的原因，母亲下午慢慢起身下床了。在家陪伴母亲三天，见她身体渐渐恢复，我对她说：“娘，我还得回队里。”然而却遇到一个使我内心自责不已的难题，钱！母亲的钱都是由哥哥姐姐寄来的，勉强够生活。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面对母亲，我几次不知如何开口，羞愧难言，殊不知，孩儿已长大成人，但身上并无分文。母亲看出我的心思，给了我十块钱。我拿着这十块钱买了二斤酱油，二斤醋和一斤盐。回到家将所买东西和三个馍，一点咸菜，一个塑料碗放在编织袋内，用一根麻绳的中间扎住编织袋的口，麻绳两头分别绑在编织袋底部的两个角上，做成一个简易“双肩包”。
第二天吃过早饭，告别母亲，谢过邻居后，怀揣着余下的六块钱，踏上返乡路程。这六块钱不能花，我决定偷偷扒火车，由郑州转车到许昌。我这一套行装一看便知是知青，火车上一般不查知青的票。从开封站扒上一辆铁闷子车到郑州，在站内寻摸一个多小时，又爬上一辆去信阳的火车，下午2点多到许昌，不能从检票口出站，只能沿铁路走一段，到闸口处溜出来。吃点东西后，走出市区，来到通往逍遥镇的公路口，又站了一个多小时才搭上顺风车，到逍遥镇时天将黑，谢过司机师傅，背起我的“双肩包”，开始15里的步行。
三、又回到铁炉大队劳动
走在乡间小道上，田间的雪还没化完，一片白，远处稀疏的村庄似围棋盘上的几粒黑棋子，不时传来几声狗叫，更显得这篇广阔平原的寂静。脑海中又浮现出母亲独自在家，无依无靠，卧病在床的景象，不由得一阵心酸。面对眼前的雪原，我看到前面的路依然黑暗，看不到歌曲《东方红》中“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幸福”在何方，不仅我一人看不到，数以万计的人民都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恐惧和迷茫。回到队里已经晚上8点，大家都已吃过饭，我边啃着从家带来剩下的一个馒头和咸菜，边向世予讲述母亲的状况。微弱的灯光下，看到世予眼眶中闪烁泪光，我没有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晴天，太阳带来一丝暖意，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今天要干的又是一个苦活、累活——去砖窑烧砖。冬天农闲时一般有三种活要干：一是挖河，二是烧砖烧瓦，三是条编（编筐，编篓）。秋天天气干燥，社员们脱制大量砖坯，现在已经风干，就等农闲时烧成砖。我们8人跟着社员来到建在村北1里多地的砖窑。
烧砖是项力气活，也是技术活。队里一位有经验的长者是窑头，带着两位身强力壮，具有一定装窑，烧窑经验的助手，指挥着由几十人组成的劳力大军（我们知青就在其中）负责运送砖坯、柴火、饮窑和出砖这些力气活。
这是1969年，毛的思想路线如一口硕大无比的锅，把中国人扣的死死的。我们无从知晓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只知道全中国的农村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每一个环节都靠人们的双手双脚，每项工程都采用人海战术。我们4个男生和十几个男社员负责把1里地外晾晒场上的砖坯运到砖窑内。女同学和女社员的路程更远，她们要从2里地外的打麦场上把麦秸运来堆放在砖窑附近。窑头指挥助手装窑，二、三个人转递砖坯。先在底层“竖立砖、打拦头”，而后平立“盖底砖”，再向上排“人字形”千斤层，以后层排，透风层，直到装满后封住“天口”，盖好顶层砖。我们4人从未见过烧窑，就站在窑头旁边看。窑头一边指挥助手，一边给我们讲解烧窑技术。烧出好砖有几大因素：1、窑体形状（肚大窑门宽，必定出好砖）；2、火道的分布应使每块砖受热均匀；3、掌握火候（加柴时间和数量适当，以控制窑内温度由低变高）等。他讲得兴致勃勃，我们也算是正规接受了一次贫下中农再教育。听完继续去运砖坯。雪化完了，路还是湿的，我们拉着装满砖坯的板车，艰难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拉的拉，推的推，脚下不住地打滑。很快内衣就被汗水浸透了，冷风一吹，钻心的凉，又立刻打起寒战来。
中午生产队里送来大锅熬菜，每人两个馒头，红薯随便吃。吃完继续运砖坯，更加湿冷难耐。下午勉强运了三车，已是收工时间。两腿直发软，实在走不动了，看到女同学们也体力已尽。8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再也没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英姿，尽显狼狈相。难道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道路吗？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家”后，大家纷纷倒在麦秸铺上，一动也不想动，晚饭吃凉馒头对付了事。当晚早早入睡，准备迎接明天的革命考验，安然度过无梦的黑夜，晨光将我们唤起时，却感到腰酸腿疼脖子歪，浑身如散了架一般。我们疼痛不堪的身体拖动着板车在无际的小路上周而复始的行进。几天后砖窑终于装满砖坯，封住“天口”了。我们也不能休息，继续运麦秸，车子轻多了，只是来来回回跑路消耗体力。
等待我们的还有两场重体力劳动的恶战！那就是饮窑和出窑。点火一般都在傍晚进行，夜晚方便观察窑火。一旦点火，七天七夜不能熄灭，开始用小火，逐渐加大，升高窑温，最后三天加大煤炭块烧大火。窑头每天仔细观察窑顶的出气眼和窑内火道的颜色，第六天时他发话要我们开始向窑顶蓄水池中上水。
村里没电没设备，上水全靠人工一担一担的用水桶挑上去。每个人都挑着装满水的水桶，顺着窑体外的土坡盘旋小路一步一步的前倾着身子走上去。这小路只能走一人，是名副其实的单行道，别说是负重上上下下，就是空身一人来来回回走一天，也累的够呛。毛泽东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是用劳动迫害我们，明知这是他卸磨杀驴的伎俩，却不能讲一句怨言。当我肩挑着沉重的水桶，排在队里艰难的向窑顶一步步挪动时，不禁又想起《白毛女》中的那段唱词：“多少长工被奴役，多少喜儿受迫害”，这原本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写照，拿来形容当时的场景却也恰如其分。贫下中农与我们一样也成为了长工，只是他们还生活在海市蜃楼中，没有醒来，没有认识到全国人民都在为毛泽东一人打工，即使有人认识到这一事实也不敢说出口来。
几十个人挑了一整天，终于把水池灌满，比运砖坯还累。第七天中午，窑头发令熄火，封窑门，饮窑。他和助手登上窑顶，将蓄水池的水慢慢注入窑内，顿时腾起团团热气，随风飘散，化作朵朵白云，飘向九霄仙宫。我们又开始不断的向水池加水，使每块砖吸收足够的水分，窑内温度降至人体能承受时，将窑门打开，运砖出窑。烧窑最艰苦的劳作就是出窑，窑内外温差极大，进入时热浪扑面而来，冰冷的脸瞬间发烫。真有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味道。两天后烧窑劳作终于结束。
日复一日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单调的知青生活，挥之不去的思念亲友之情，对未来前途的迷惘与无奈，时时刻刻侵扰着大家的心。对心灵的呵护和慰藉，绝不是挥挥拳头，振臂高呼几句毛主席语录可以抚平的。深冬的夜晚，寂静苍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突然夜空中传来清脆的笛声，一曲又一曲如泣如诉。这是第四队李×平的笛声，他在用笛声抒发心中的郁闷和惆怅。音乐的旋律在夜空中回荡，似乎引起了同学们心灵的共鸣，大家辗转难眠，思绪万千。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似毛驴拉磨，周而复始的做着圆周运动，转眼间到了麦收季节。麦收的劳动强度不亚于挖河和烧窑，一天干三晌，白天收完麦，腰已经像折了一样，疼的直不起来，晚上还要接着打麦，经常干到夜里2、3点。早上5点多又被叫醒，下地收麦。一个麦季下来，每人都能瘦10斤。
星移斗转，年复一年，在这里接受“再教育”两年多，每天机械地重复着体力劳动，脑袋已经麻木，不知道何时是个头，能返城吗？什么时候？还是在这里当一辈子农民？个别女同学为了不被动员下乡，献身军宣队，工宣队。下了乡的后来为了返城选择献身于生产队长，村支书。这招挺灵，大多都能如愿。看着身边的同学一批批来，一个个走，更加担忧自己的未来。
四、患乙肝回家成了黑户
1971年，在我绝望的道路上使我更加绝望的事情发生了，我身体不舒服，到县城就医，被县医院检查确诊为“乙型肝炎”（简称乙肝），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何时得了这个病。队长得知情况后，怕我留在队里传染他人，要求我回家治病。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很快，队长批下了返城通知，却不知为何，不给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下乡时我们的户籍也随着迁至农村，返城后要把户籍重新落在城市，这样才有粮食。文革期间计划生育混乱，人口城市暴增，住房和粮食很快就出现供应紧张的状况，在我返城时，供给制还未取消，买东西不只要拿着钱还要有更重要的粮本、煤本、布票、蔬菜票、棉花票和工业券，少一样都买不到东西。
回到开封，我没有户口，变成了“黑户”，没有粮本和各种票券，更没有办法找工作，我“被消失”了。家里只有母亲每月凭粮本可以买到的26斤粮食，我要去哪里找吃的？要如何去挣钱看病？一筹莫展之际，小学同学王永年得知情况后，慷慨的把他家的粮本借给我，这样我可以在每月月底时，拿着他的粮本去买一些他们不吃的杂粮，如白薯面，白薯干等等。王永年出身好，却从来没有瞧不起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并且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这份恩情很重很重，我感激至今。
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天天计算着一天能吃多少，剩下的粮食够不够撑到月底，经历过1960年的“大饥荒”，那种因饥饿产生的恐惧深埋在心底，永远无法忘记。因为没有户口，找工作也是到处碰壁，曾跑回铁炉大队两次都未办成户口迁移证。一纸户口把人压的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有户口，就是人，没户口，就是鬼，在政府眼里就没有这个人。中共中央就是如此赤裸地践踏着每个人的生命和自尊，剥夺着每个人生存的权利，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没有谁再愿意经历一次，甚至每每回忆起当年，心头都充满着深深的怨恨。
后来通过同学张时伟和张一贵的介绍和推荐，开封市龙亭区微型电机厂的厂长关尽孝接收我到厂门市部打黑工，修理收音机、扩音机和电唱机，每个月发给我31.5块钱。我和张时伟、张一贵尊称他为关团长。这些技术是我在文革初期自学的，同学们都在兴奋的全国大串联时，我跑到被红卫兵砸烂的图书馆废墟里，捡回两本交流无线电出版社出版的《怎样设计放大器》和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收音机的特殊电路》，至今保存完好。当时在家自修，看不懂就反复看，后来慢慢地可以给各派造反队修理扩音机。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还能有个工作干，我对关厂长感激不尽，好像在生死边缘上遇到了一位大救星，不是毛泽东，而是关尽孝，又一次感到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我的工作从修理发展到为河南省各县区广播站生产扩音设备，区领导来视察时我就悄悄躲起来，以免招来麻烦。20年后我在开封市煤矿仪表厂任厂长时，才得以回报他的恩情，将他的两个女儿招收到厂里，安排到仪表车间工作。
直到1971年底，我才拿到了市人民医院开的诊断证明，并请求医生附加一句：“治愈乙型肝炎是世界性难题。”拿着这张证明，再次来到铁炉大队，终于办下了户口迁移手续。谁想，回到开封后又遇到麻烦了，市安置办公室不给办理入户手续，一句话：“你这个不能办！”没有任何其他解释，就把我打发出来了，这样一来，还是等于没户口。那时正是知青返城高峰的初期，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安置办公室里人山人海，想问个问题都要排半天队。不知往安置办公室跑了多少趟，终于在1974年夏天的时候办好了入户手续，把我的象征生命、人格、尊严的户口迁入到辖区派出所。终于真正的返城了，度过了几年地狱般的鬼日子，重返人间，这不仅是我一人，有同样经历的知青千千万。世予在我之后不久也返城了。但是还有更多数以万计的知青仍在水深火热和绝望中挣扎，哭泣，苍天啊！这是谁之过？
200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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