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国务院发出让城市人到乡村的“重点任务”，与此前中共团中央发出新上山下乡“意见”，人口流动方向上背道而驰。政论作家陈破空12日在自媒体上分析，认为这是李克强与王沪宁公开叫板。纽约时事评论人士横河认为新的上山下乡是中共高层的大规划，而非仅仅出自团中央。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分析，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后会以不了了之的结果而收场。李克强与王沪宁公开叫板

3月27日，中共团中央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称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青年工作队伍,带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以培育本土人才兴乡、服务在外人才返乡、动员社会人才下乡为重点。

4月8日，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称，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4月12日，政论作家陈破空在自媒体上分析，认为这是李克强与王沪宁公开叫板。王沪宁接替刘云山，掌控团中央，其发文《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是新上山下乡的开始，而随后李克强管理的国家发改委发出方向相反的任务指示，是“党政两大系统公开叫阵。”

陈破空认为王沪宁掌管的体系发出的带有文革意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李克强掌管的国务院的改革动作有所对立。同期发布的中共国家发改委发的文件强调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放宽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当中显现务实的经济考量和就业等社会问题。双方公开发相反的文件，王沪宁要让城市人到农村去，李克强让农村人到城市去。陈破空认为这两个是相反的方向，是王沪宁和李克强两条路线的冲突，两个系统的激烈内斗。

此前陈破空分析表示，王沪宁入常是各派妥协的结果，直到闭幕之后最后一刻才当选为常委。谨小慎微、唯命是从，善于察言观色、揣度上意，是王沪宁做人的准则。王沪宁三朝不倒，是因为虽出自江派，但并不执着于派系，唯一的标准，是对上司的顺从。王沪宁能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并会用把控得到位的语言，为当权者精心包装。加之谨言慎行，行事低调，不轻狂，不张狂，只是出主意，并不拿主意，以免犯忌。故而深合上意，深得上司欢心。

王沪宁仕途发迹于上海，最初在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5年王沪宁被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收编，步入政坛。王沪宁后被提拔进入党内掌握重权的中央书记处，为胡锦涛服务十年，中共十八大后，王沪宁转而效忠于习近平。

中共十九大上中共高层人事落定，王沪宁登台，展开一番手腕为习核心造势，从此官场表忠口号一个比一个惊人。结果发展到当局最近不得不发文禁止“高级黑”，以防范野心家。

王沪宁本身是炮制中共理论的“推手”，先是为江泽民拼凑出所谓的“三个代表”，后来到胡锦涛这里，就只有一个“科学发展观”了。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习近平思想”，也是出自王沪宁，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走到习近平这加了一个数，改成四个自信。

横河：千万下乡工程巨大；共青团不是主使

12日，纽约时事评论人士横河在美国之音政论节目中说：让千万人上山下乡绝非易事。当年，两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持续了十年时间。这其中涉及到的配套工程不是开玩笑的，必须是国家的一个大项目，比上马一个大企业要困难很多。所以，横河认为，这个项目的主谋不是共青团，而是中共高层的大规划。

横河说，其实，习近平能够上台就是中共在危机下达成的共识。在这之前，大家都可以看到，比如张木生谈到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新上山下乡的面子工程因素肯定有，但是，也确实针对需要解决的就业问题，这与当年一样。

横河表示，当年的文革时期，工业萧条不需要招工，无法安置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此外当然也有政治因素。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而当年上山下乡运动自始至终是失败的，那一代人一辈子被毁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农民工或者知识青年仍然无法把城市之好带往农村，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只能由高层解决。中共建政后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农村所依托的传统文明。

杨建利：共青团政治忽悠；不了了之是结果

12日，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同期节目中说：这是典型的形象工程和政治忽悠。因为习近平本身就是知青，共青团急于向他献忠心，要把他走过的路光荣化和神圣化。而魔鬼藏在细节里，实际还是落实到经济下行导致的就业问题。文件中提到，这些被下乡的人包括实际外出务工的农民和大学毕业生以及创业人员等，行业包括煤炭、餐饮、钢铁、邮政等等。这与当前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

杨建利博士表示，具体说，这个新的上山下乡与当年文革一样，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政治上是强化政治符号，确立习近平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加强他的权威。习近平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向是有目共睹的，他明显要用红色符号来加强和巩固政权。

杨建利博士最后指出，经济方面，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多达700到800万，其中的半数找不到工作，而务工农民、失业大军聚集城市对于政权来说是危险的。但是，这种现象能否通过所谓新上山下乡来纾解，确实是一个问号。一是政府上，政府不能像当年文革一样，把人员强制送走，强行捆绑于土地。二是经济上，农村没有足够的诱因吸引青年回乡，也没有空间让他们发展。农村空心化严重，土地所有权得不到解决。总之，这个高调的运动最后会以不了了之的结果而收场。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