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周四（4月11日）发表长篇报导，题为“站在华为背后的男人”（The man behind Huawei），再次透露华为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容——文革式管理、员工自我批评大会以及10%的末位淘汰制。

这是华为邀请国际媒体、进行更广泛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但从媒体报导内容来看，似未达到预期宣传效果——华为对外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企业。

《洛杉矶时报》（简称《洛时》）的报导说，在华为内部，创始人任正非被员工视为精神领袖，而不是白手起家的高管。他的思想经常发布在华为公司的内部网站上、供员工阅读。他给人一种军人形象，并将华为与华盛顿的麻烦比作战争。

“每当他走进一个房间，华为职员都会站起来鼓掌。”一名在深圳工作的英国籍华为员工对《洛时》说，他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不愿透露姓名。

“职员对任正非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记忆犹新。尽管任担任主席、不再是一位活跃的首席执行官，但他仍是最后决定拍板的人。”他说。

华为进行文革式的自我批评大会

报导还透露华为的企业文化——“狼文化”，包含文化大革命式的自我批评大会以及激烈的淘汰机制。

《洛时》驻京记者苏弈安（Alice Su）的推文透露，这篇文章采访了8名现任和前任华为员工，假如把任正非计入，就是9名。这些员工分别覆盖：俄罗斯、泰国、英国、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不同国籍。

一名不具名的深圳员工告诉《洛时》，她所在的整间办公室会进行思想总结会议，让员工们大声念自己写的自我批评文字、并要求听取彼此的批评反馈。这让她感到压力很大，她的一名同事甚至当场哭出声来。

此外，华为的“狼文化”还体现在激烈的淘汰机制。报导引述一名深圳的华为员工的话说，中国员工在定期绩效评估中会被评为A、B、C或D四级。那些被评为A的人获得的奖金会是被评为B的员工的两倍，而连续两年被评为C的人会被解聘。

她说，在华为至少有10%的员工会被评为C，所以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努力争取更高的评级。

钱也一直是华为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奖金）是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一名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曼谷为华为工作的一名泰国籍职员告诉《洛杉矶时报》。

另一名前雇员、在深圳总部工作一年的欧洲人也对《洛时》表示，华为的外籍员工就是因为钱才去的。

也有人表示，华为是用高薪堵住员工对艰苦工作环境的抱怨，因为华为的员工有时会被要求做三个人的工作。

亦有西方雇员表示，华为的高薪、特权管理层只能是中国人，外籍雇员抱怨他们不受中国上司的重视。

华为称可签署无间谍协议专家表质疑

《洛时》报导说，对与华为开展业务的公司采访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中国（中共）政府已将情报人员安置在华为全球各地的办事处，并且通常会对对话进行监控。

而这种担忧在新一代无线技术通讯上被更进一步扩大。因为与硬件驱动的4G网络不同，5G将严重依赖电信提供商提供的软件。

除了间谍风险之外，华为的批评者还担心，华为在欧洲等地的大规模全球布局可能会在冲突时期给予中国（中共）巨大的影响力。

面对外界的担忧，任正非说，华为已经告诉欧盟，它愿意签署一份“无间谍”协议，承诺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情报收集，也不会在华为设备或软件中嵌入任何类型的“后门”。

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兼技术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告诉《洛时》，使用华为推出的5G软件更新和补丁将存在风险。

“（西方国家）也许会得到（华为关键时候的）一个更新，上面写着‘关掉（5G网络的）一切。’”刘易斯举例说，他曾担任美国前国务院官员。

在中国中共政府可以取代公司规则

为何西方不肯给华为信任？《洛时》报导说，因为“在中国，国家权力机构可以取代公司规则”。

虽然没有一名华为员工告诉媒体，华为存在间谍或盗窃知识产权的情况，但一名曼谷的泰国员工对《洛时》记者表示，华为工程师可以轻松访问客户服务器，跟踪人们的手机，并在需要时窃听他们的互联网通讯。

他也补充说，公司协议规定，任何未经授权、这样做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而在中国，政府更是可以取代公司规则。根据《洛时》记者的推文，有一名中国华为员工表示，无论公司试图与党国保持何种距离，中国的现实（以及《国家情报法》）赋予政府的权力，让它可能使用任何它想要用的组织或个人。

“国家希望用到华为，它可以在它需要的时候用它。”深圳的一名华为员工说。“每个人都必须听国家（中共）的话，每个人、每个公司和每个个体，你不可能避开。你也不能说，你不喜欢它。那就是中国。”

孟晚舟或为关键突破目标

报导还指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或是华府眼中的一个关键目标。

孟晚舟于去年12月1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加拿大政府逮捕，美国已提交正式引渡申请。今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及孟晚舟等被告提起两件控告案，总共23项罪名。

在宣布对孟晚舟的起诉时，美国有三名内阁成员出席，包括当时的代理司法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以及商务部长，此外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相比之下，两年前，对墨西哥毒枭“矮子”华金·古兹曼·洛埃拉（Joaquin“El Chapo” Guzman）的起诉只有一名内阁成员出席。

“问题不在于华为，而在于中共政府”

《洛时》还提出了华为的其它问题，它的一些自我陈述难以被证实。

华为称，任正非最初成功地与深圳其他五名投资者一起筹集资金，并创办华为公司。华为最初从香港采购电话交换设备、转卖给大陆。

华为给出的名单分别是：深圳三江电子有限公司经理梅中兴（Mei Zhongxing）、深圳市发展规划局局长张向阳（Zhang Xiangyang）、深圳石化公司会计师吴辉清（Wu Huiqing）、珠海通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经理沈鼎基（Shen Dingzing）和深圳国营中国旅行社贸易部经理陈金阳（Chen Jinyang）。

但《洛时》找不到华为口中的最初五名投资者。华为亦表示，无法帮媒体联系这五人；华为解释说，有些人放弃了他们的股份、要求法院调解。

至于外界对华为谜一般“身世”的质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告诉《洛时》：“问题不在于华为，而在于中国（中共）政府。”

“这个国家有200万人被关在劳教所。当它们对加拿大感到恼火时，它们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重新审判了另一名加拿大人，还将他判处死刑。”他说。

这种不对等还体现在华为和中国（中共）政府经常呼吁西方政府给予华为“公平的市场准入”，允许华为在西方国家提供网络设备；但另一方面，中国（中共）却禁止许多外国科技公司全面参与中国经济活动，其中包括脸书（Facebook）和谷歌。

“如果华为是一家巴西公司，没有人会认为购买它的设备有风险。”刘易斯对《洛时》说。

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