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大的“六四”天安门纪念碑在美国加州落成，今年为“六四”大屠杀的30周年（看中国合成图）

“六四”三十周年来临之际，许多人期盼“六四”再来，并言之凿凿地断言“六四”会再来；我的好友郭国汀先生最近就在探讨：一旦“六四”再来，习近平还有没有能力，象邓小平那样调军屠杀？

其实，郭国汀君所探讨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中共统治下，“六四”式的民主运动，不可能再次上演了。为什么？因为如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彻底丧失了“六四”发生的社会道德基础：

1989年以及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的理想主义热情并未丧失，整个社会涌动着民主、自由的共识，所以在“八九”民运高潮时期，连北京的小偷都停止了盗窃，并加入了游行队伍……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而今天中国大陆社会的理想主义热情早已消散，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人心冷漠，见死不救普遍成风，现在的中国大陆人，普遍毫无共识、利欲熏心、相互仇恨，一盘散沙呈粉末状。

试问：今天的北京市民还能象当年的北京市民那样，自发给学生送水送饭、救死扶伤、大规模上街冒死堵军车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今天的大陆民众还会象当年那样，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上街游行吗？这是不可想象，如果有人这样做，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作神经病。

由于理想主义彻底丧失、社会道德全面败坏，故“六四”后三十年来，中国只有大大小小的维权运动，而再也没有“六四”式的民主运动，尽管“六四屠杀”后中共的专制变本加厉，一再升级，并在近年来，掀起了新的倒退狂潮。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自由民主”与个体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民主运动是一种奉献的事业，它需要理想的激情来驱动，需要社会的道德来承载；而维权运动则是讨还个体（经济）利益的事业，与个人直接关联。所以一个丧失了理想和道德基础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六四”式的民主运动的，有的只是大大小小的维权运动。

而维权运动因为没有体制诉求，不可能成为挑战中共专制的力量，其意义与民主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伪类们胡说“六四”后的维权运动比“六四”运动更成熟了，“希望在民间”，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什么现今中国社会，理想主义彻底丧失、社会道德全面败坏？这是“六四”后中共故意造成的：

鲜有人注意到：“六四”后，中共再未发起“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等道德运动，而是强调安分守己，一定程度地鼓励个人经济意识；中共故意不去修补“撞伤不如撞死”的法律漏洞，不去修改滋生“好人没好报”式的反咬、碰瓷法律漏洞….. 这一切，为的就是摧毁道德热情、助长社会冷漠；

江泽民上台后，中共一方面对政治异议“扼杀摇篮中”，一方面全面放开歌舞厅、夜总会、色情发廊、桑拿、按摩…对赌博睁眼闭眼；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扫黄打非”，笔者曾在大陆当记者多年，深知中共“扫黄”是虚，“打非”（打击以政治异议为主的非法出版物）是实，所以“扫黄”三十年，越扫越黄，由发廊一条街，到色情“会所”遍地。

放眼今天的中国大陆网站，即便是许多知识型、学术型网站，也是黄色广告琳琅满目，色情视频插件乱跳…令人不胜其扰，而遍观大陆网站，“标题党”蔚然成风：什么“今晚北京的一项政策震动全国”、“华为的一项举措震惊世界”…而打开后永远言过其实，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并且性乱视频乱跳…这种发了疯的社会化造假和色情，就是社会道德深度败坏的症状。

很明显，色欲是人的最大本能之一，中共就是以色欲来腐蚀民众的反抗意志，刻意营造一个声色犬马的废拉社会，竭力引诱一切有才有志之士沉迷物欲，放弃理想、放弃对专制的挑战，不能不说，“六四”后三十年来，这种腐蚀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另一个鲜为人注意的是：“六四”后三十年来，中共拼命制造社会分裂，并且祭出了新的手段：

江泽民时期，中共大力鼓吹向钱看，由毛泽东时代宣扬“越穷越革命”，跳到另一个极端宣扬“贫穷可耻”，咋呼“国企亏损”，为权贵私有化一刀切“改制”制造口实，并大幅提高教师等知识分子待遇，实行拉拢，大搞“教育产业化”…同时诬蔑下岗工人“懒惰”、惯吃大锅饭…推卸体制责任。从而制造劳工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

胡锦涛时期，中共利用郎咸平等时髦吹鼓手，煽动民粹仇富，规避和压制“仇官”，从而挑动弱势工薪阶层与平民富商阶层对立，以转移对专制体制视线；

习近平时期，中共大力推播以“企业狼性文化”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了疯地煽动广大愚民极端反对社会福利、狠铇自己的命根子、鼓吹透支健康、为党国的“崛起”、为任正非、马云、马化腾、刘强奸等共特红顶流氓奸商的利润最大化献身；否则，就是不值得存活的“社会负能量”，就是活该淘汰“低端人口”…… 最好自己钻进焚尸炉“为社会减负”。

同时，鼓动愚民一根筋反欧盟、反移民、反难民、反所谓“圣母婊”——其要害就是反对普世价值，认同中共（丛林式）的专制流氓价值观；

新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价值核心，就是反人权，只有“低端人口，没有体制不公”，你受害是因为你没本事，有负党恩，至于“低端人口”，就采取象纳粹对付犹太人，大驱逐大迫害——一次驱逐百万人出京。
这就是中共的两种极端暴政，毛时代中共煽动无产者，对有产者厉行阶级灭绝；习时代中共带领官僚红顶奸商有产者，把本国的工薪弱势群体打成“低端人口”，象牲畜一样地驱赶，象纳粹剥夺犹太人一样地剥夺。

而且，次品法西斯社会达尔文主义，比纳粹和法西斯更加恶毒：

当年纳粹和法西斯非但不歧视本族的工薪阶层，反而制约资本家对劳工的过份剥削，建立社会福利保障；金正恩一方面坚持和强化远比纳粹还要专制残暴的列宁式极权，一方面纵容以哈耶克、撒切尔、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极右原始资本主义（美其名曰“新自由主义”），勾结任正非、马云、马化腾等红顶寡头奸商，营造“负福利”社会，把本国劳工当盲流、当“低端”、当垃圾，施以最恶毒的歧视，并以高房价、高物价等大山、以“狼性文化”、“加班文化”等骗术，把中国工薪阶层望死里榨。

无论是犹太国际发明的、搞垮外族的阶级斗争革命，还是所谓“新时代”社会达尔文你主义，都是挑动社会分裂内耗。“六四”后中共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消灭社会理想、败坏社会道德，如是，就铇断了中国社会反对共产党专制的理想热情和社会道德基础；理想的丧失和道德的败坏，使得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甚至呈粉末状，根本凝不成反体制的合力；这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现实，不能不承认，中共的毒计很成功。

有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六四”不会再来，不等于中共不会灭亡，由于中共别出心裁的恶毒，它的灭亡，一定会与别的共产党都不同——它的死亡，一定会很奇怪。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作者： 曾节明 来源:独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