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索恩・爱斯普森先生在演讲中（视频截图，视频由丹麦中国协会提供）

（编者注：本文系丹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索恩・爱斯普森先生于4月4日在议会举办的听证会中的演讲中文译文）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邀请我来这里发言，也谢谢主办方提出这个议题。

在我们等待两只圆圆胖胖的熊猫在亚洲风交响乐伴奏下入住哥本哈根动物园的这个时候，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深思丹麦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关系。

当然，我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需要时时警惕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导弹威胁，更不能忘记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但所有这些，我们和我们众多的且有能力的盟友们会处理的很好。人们可以指责普京总统和他的将军们很多事情，但有一点他们不是—-他们不傻。他们充分意识到如果尔罗斯军事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国家，就是在选择自杀。

来自并不富裕的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和中国现在已经带来的威胁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而中国正在越变越强，也越来越危险。问问那些南海和太平洋的国家怎么看待来自中国的威胁。问问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政治家和军事分析家他们怎么看，等等。他们所有的人，包括美国，完全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造船和钢铁业在那里忙得不行的时候，（我们）在准备迎接胖墩墩熊猫的到来，因为这是中国和丹麦友好关系的见证。

对，因为在丹麦提到中国这意味着很多高兴的事：

我们做生意。

我们把小美人鱼从她在长堤公园海港呆的石头上砍下来，送到上海去。

我们一起拍着熊猫胖胖的肚子再进行文化交流。

我们一起谈安徒生。

各个国家的部长大臣们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互相进行熊猫式拥抱，互相许诺和平和永远的忠诚。然后因为我们是这么这么的友好，我们确保，任何一次共产同志的到访都不能因为任何事让他们生气。任何事！

所以，哥本哈根警察们用他们才会的十分的温柔的态度把和平的抗议者推到了一边，没收他们的旗子，因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比不让共产党客人们看到一面西藏的旗子更重要。

所有的这些，如果不是一直听到丹麦政治家们反复用不久前描述苏联的修辞去描述中国，我可能也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对，对，人权可能有问题，但中国让那么多人从贫困中解脱了呀…”

好吧，中国在到处忙着——而且，如你所知，一次又一次的试图在格陵兰岛插足。前两次很郑重的尝试是收购格陵兰岛的海军基地。由于丹麦政府受美国强硬立场的启发而做出的坚决干预，三大机场的融资也受到挫败。

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试着渗透丹麦和格陵兰岛。
在中国打着经济合作的幌子不断找空子介入的同时，共产独裁在近年已经成功地在政治上干扰了丹麦。

中国说这是“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做法则是带着让人无法容忍的傲慢。

中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是，如果丹麦，无论官方或私人，在任何时候有意向，比如那怕是谈论，或者会见西藏或者台湾的代表，中国马上会暴跳如雷且充满攻击性。

而随之而来的威胁，却十分狡猾地从不通过邮件或者信件，而总是通过电话或者面谈。

2009年，当首相Lars Løkke Rasmussen友好的在首相府接待了达赖喇嘛，即使达赖喇嘛没有提任何政治诉求，这一举动还是几乎让所有丹麦的出口公司遭受灭顶之灾。
40个出口公司与政府接洽，抗议他们的遭遇：和丹麦有关的一切都被停滞了。集装箱被“忘”到了港口的码头，不给新的许可，骚扰，骚扰，更多的骚扰。

当然，中国在明里会确保它是按照世贸的规则办事，因为他们在做骚扰丹麦经济和丹麦官方的这些得时候不会留下痕迹。

在座的大部分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在丹麦官方按中国要求的措辞发布所谓“丹麦确保‘反对西藏独立’”的口头声明后，马上在第二天，丹麦的出口奇迹般的恢复了，就象达赖从未访问过一样。

据我所知，上一次丹麦官方受到这种威胁，是一年前外交政策委员会出访北京。而可能公众对这并不了解。

招待我们的中方代表不知如何获知西藏流亡政府总理要访问丹麦议会并要求和丹麦议会发言人Kjærsgaard女士见面。在我们和中方的一次会谈上，收到了来自中国一个部长气势汹汹的口头要求，他因为我是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并和议会发言人同一党派，责令我指示发言人回绝访问要求。

我们在场的人完全目瞪口呆。

命运所使，因为发言人实在无法在那段时间脱身找时间和西藏流亡总理见面，我作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取而代之在我的办公室和他有了一次安静而有意思的会面。
第二天，外交政策委员会管理部门收到了哥本哈根中国大使馆关于此次会面的电话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和以前一样，仅仅是一个电话。中国从不发邮件或者信件，因此从不留下他们威胁和骚扰丹麦经济或丹麦官方的痕迹。

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是这么干的。这是常见的做法。凭借狡猾和老练的手段，共产党政权成功地威胁和骚扰–而从不留下任何证据。

让我再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中国是怎么非正式地骚扰和威胁。这其中有些是我亲身体验到的。

丹麦议会发言人Pia Kjærsgaard，那时她还是丹麦人民党主席，将会接受一份由台湾的一位部长颁授的奖项。当仪式预定的地点，一个有名的哥本哈根北部的餐馆公布后，餐馆收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威胁说如果在他们那里举行这个仪式，大使馆永远不再使用这个餐馆。

还有一家中餐馆，我知道名字但不想在这里说出来，被威胁说如果他们让丹麦台湾友好协会进入用餐，中国大使馆不再让他们提供餐食。

在Elsinore的Marienlyst酒店将会召开一个关于台湾的会议，悬挂台湾国旗对众多台湾与会者表示尊重。这引发了一场旗子战争。中国大使馆先是试图用电话威胁酒店董事要求移除旗子。这样做无效后，又要挟丹麦外交部，当然他们（丹麦外交部）也试着做了。

神韵–一个世界仰慕的著名的舞蹈音乐表演，成立于纽约，以优秀的专业和顶级的艺术表演者闻名，通过传统中国，民族，民间和故事性舞蹈表现法轮功信仰。

他们在世界各处顶级剧院演出，处处爆满，比如纽约的百老汇，伦敦的West-End，并且到处获得赞许。他们不断尝试在丹麦皇家歌剧院演出，但被以世界上最令人“嗔目结舌”的原因拒绝：“这个演出没有达到皇家剧院的艺术标准…..”。对，我们丹麦（对艺术标准）一定有非常非常高的期望！

但是，拒绝实际上另有原因。我不想去猜测真正的原因–只需注意的是关于神韵的演出，剧院和外交部之间一直保持着即时的对话。

其他的事可能并不为大众所知，简单举几个例子，

如中国对丹麦电影节的压力–如果他们不做出‘正确’的决定，贸易就会收到威胁。

在Godthåb/Nuuk，2个格陵兰的官员收到了中国的要求，要保证一个西藏同情者离开一个电影展。

受到中国的压力，SAS从他的地图上把台湾改成了中国台湾。

这些是小事？或许，但要是把数百件小事放到一起，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让我们以史为镜，以历史中的一页为借鉴，反思一下现在的行为。

丹麦媒体曾经有一位出色的记者Franz von Jesse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来自议会新闻协会的其他重要记者一起参与了与外交部长Peter Munch的一次会谈。这次秘密的会谈涉及一项所谓的“严肃事务”—– 即对在我们的大邻国-德国南部发展的新闻报道。

Franz von Jessen在几年后丹麦解放后描述了在会议上发生的事情。P.Munch之前为了我们的出口行业，曾鼓励一些记者不要提及关于德国这个或那个的事情。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给企业和丹麦国家带来危险。
P.Munch提到了一些与德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就是因为报纸文章报道敏感内容，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他直接要求在场的媒体人士不要提及任何会削弱潜在良好交易的事情。

P.Munch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是严格要求对发生的事保持沉默并容忍，那就是说承担面对挑战危险带来的责任将更加沉重。”

政府希望媒体理解丹麦面临的困难的呼吁有了成效，越来越多的对德国情况提出质疑的报道在丹麦媒体上消失了，而那些不顾一切继续报道的记者也有了麻烦。第一个直接收到冲击的是Berlingske Tidende的记者Nicolai Blædel，在他不懈的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举动示警后，在纳粹德国的直接施压下，被丹麦电台从每周评论员的位置上解雇。

Franz von Jessen描述了P.Munch在与记者会面时的表现，他是这样说的：“他以友好的态度和带着同情的微笑，以巧妙圆滑的表达让我们明白，在这样的时代，丹麦新闻界对钢笔的需求远远少于毡制鞋子。在问题面前要‘安静地在走路，轻声说话，悄悄的移动，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危险，看起来有多么接近我们的生活……”

“因此，对丹麦这样的国家来说，明智的举动是保持客观的头脑，我相信大多数丹麦人也希望这样。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确保任何地方对我们都没有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求媒体记住这点。”

中共大使馆在与丹麦外交部的往来中表现出来的独裁作风，与德国大使馆同出一辙——-抗议报纸文章的报道，抗议谁来丹麦访问或谁住在哪里。除了向政府发起愤怒的抗议之外，还同时发出抵制贸易的威胁，即抵制那些曾经提供场所给攻击德国的人举行会议的餐馆或其他商家。

今天，我们上面描述的这些成了家常便饭，中国大使馆直接骚扰那些招待台湾，西藏或法轮功代表的酒店，餐馆。

20世纪30年代，很多丹麦商界的头领恳求新闻界对纳粹德国可以更加“大度和理解”。就像Børsen所写，“因为不合时宜的干涉德国的政治务，而使商业政策代理进一步复杂化，这不是丹麦官方和媒体的任务”

嗯……众所周知：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谢谢大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作者： 索恩・爱斯普森 来源:丹麦中国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