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伪造一份《顺天时报》专供自己老爷子看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料。对这个故事，各有各的解读：为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惋惜者有之，为袁克定帮倒忙“欺父误国”恨恨者有之，等等，却没有人问，假如这张报纸是真的呢？假如当时全国的报纸在袁世凯恢复帝制问题上都是“拥护”一个声音呢？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纵观袁世凯图谋称帝的过程，能看到他还没有颟顸到对天下大势一无所知。不然，他何必煞费苦心，做了那么多制造和盗用民意的文章：又是授意杨度组织筹安会，鼓吹共和不合国体、只有帝制才符合国情，又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梁士诒、段芝贵等组成十人班子，密电各省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上劝进表，（还居然有十九省的将军、都统、护军使一齐向袁世凯效忠、劝进）；还组织了五花八门的“公民请愿团”，乃至女子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都纷纷上了街，手持各色旗帜，叽叽喳喳，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正大位……各种滑稽表演，轮番上台，热热闹闹，不一而举。最后，袁世凯还煞有介事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让“民意代表”决定取舍。刺刀下，参加投票者1993人，赞成帝制1993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凯歌高奏。

真所谓百密一疏。袁世凯似乎很看重民意，也懂得从他经常看的《顺天时报》上了解舆情，却不懂得仅看一份报纸是不够的，这就为袁克定伪造报纸留下了机会；更不懂得，报纸既能反映民意，还能操纵、制造民意，并且影响力更快、更高、更强。

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那得看在什么政治环境下。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体，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专制的帮凶。袁世凯不懂此中秘笈，仅仅把精力用在搞劝进表这类背时的东西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逻辑可循。现在想，倘若当年袁世凯父子懂得新闻媒体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懂得要过把皇帝的瘾，不仅要靠枪杆子，还得靠笔杆子，从而把《顺天时报》等全国所有的报纸都接管过来，统统让他们做了上门女婿，弄它个千报一面，舆论一律，那会是一番什么光景？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样本。《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小说。书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大洋邦最高统治者“老大哥”如何通过真理部控制报纸、电幕、文艺等，来为实现大洋邦的帝国梦大造舆论，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比如，真理部提出：“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精工刻写在真理部高达300米的金字塔式的白色大厦上，格外醒目，伦敦人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

大家相信吗？买账吗？当然相信，当然买账，也不敢不信，不敢不买账。大洋邦有的是唯“老大哥”之命是从且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思想警察才要命”。更要命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洗脑，人们除了相信真理部的宣传就不知道还该相信什么了。真理部在每天的电幕上有个固定栏目，叫做“仇恨两分钟”，大约相当于我们曾经亲历过的“诉苦大会”。这个节目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明文法例强迫你参加演出，而是那种身不由己的气氛。只要你置身其中三十秒钟，你不需要任何借口，自然会感染上一种近于痴狂的恐惧和复仇的意念。任何一个观众这时都有冲动要杀人、用鞭刑折磨人，或用大锤把敌人的脑袋打得稀烂。每个人都会像触电一般受到这种激昂情绪所左右，意志力完全松懈，变成面目狰狞、狂呼乱舞的疯子。”经历过“文革”那场浩劫的人，对此不会陌生吧？

真理部法力无边，如果有一天“党要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得相信。二加二得五这新发现党迟早会发表的，这符合他们的逻辑……异端邪说，反成为常识。你独持异见，他们杀了你，这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话是对的。你怎敢肯定二加二真的等于四、地心真的有吸引力、历史真的不可涂改？”“党要你排斥看到的和听到的证据，这是他们最基本的命令。”而“最易接受党的世界观的，就是那些对此一窍不通的人。稍经诱导，这些人就可以接受歪曲得最离谱的事实，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都说袁世凯复辟帝制荒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荒唐，与大洋邦这一套相比，哪个更荒唐？但人家生生是搞成了，还搞得风生水起，出神入化。

想想看，假使《顺天时报》以及当时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如法炮制，把复辟帝制作为宇宙真理去宣传，把实行共和作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忘我之心进行批判，把共和的害处、帝制的优越性，用生动的、正面的、反面的、宏大的、具体的事例拿出来加以佐证——还怕没有这样的事例吗？专制流氓政权最不缺的就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生动事例，即使没有也能批量地制造出来；用高深的理论加以诠释和论证——还怕没有这样的高手吗？专制集团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培植整打整打的无耻文人做吹鼓手。总之，在宣传帝制上，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从理论到事实，从新闻报道到文艺作品，连篇累牍地炮制，整版整版地刊登，天天刊登，月月刊登，免费赠阅——不怕没有银子，国库就是专制集权者的钱包。在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无死角的宣传中，或狂轰滥炸，或润物细无声，该恐吓就亮剑，不惜声色俱厉，该哄骗就撒谎，尽管舌卷兰花，阴谋阳谋一起出笼，软硬两手交替使用，组织学习讨论，撰写心得体会，人人表态发言，总之，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让国人真真切切认识到你袁世凯就是神仙下凡，大救星再世，如此下来，国人不把对你袁世凯相信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服从到盲从的地步，才算见鬼！此时之国人也，立场万分坚定，思想高度统一，步调绝对一致，对拥戴袁世凯做皇帝，如醉如痴，似癫似狂，对搞共和者，同仇敌忾，共讨之，齐诛之，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如此，蔡锷将军敢不敢出走云南举起义帜，举起义帜会不会群起响应，恐怕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奥威尔对德国纳粹统治下通过媒体愚弄大众与其说不陌生，毋宁说这部小说就是以其为蓝本。戈培尔刚当上宣传部长就宣布，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应该是政府手里“可随意演奏的一架钢琴，是能够为政府效劳的影响群众的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具。”戈培尔警告德国新闻界，“批评的自由以及类似抨击政府政策的东西在新政权下都是不允许的”。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都有明确而具体的严格规定。

比如，1935年4月，戈培尔作出一项指示，禁止刊登政府领导人在宴会上喝酒的照片。他解释：“公众已形成这样一个极端荒谬的印象，认为政府官员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从此，官员在大众眼里就成为可亲可敬的公仆。1938年5月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戈培尔要求新闻界把捷克人在边境挑起的任何事端“以小化大”，随后，德国侵占捷克就师出有名——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看的。1938年11月“水晶之夜”过后，戈培尔马上命令各家报纸淡化党卫军丧心病狂的暴力活动，而要强调人民对犹太人的“普遍愤懑”，600万犹太人转眼就成为必须消灭的洪水猛兽。

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你或许说，那是德国法西斯，不足道，那就看看“以俄为师”的那个“师”。1917年5月1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年鉴》杂志作家创办了《新生活报》日报，高尔基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到1918年7月16日被迫停刊的14个月时间里，高尔基发表了80多篇文章，其中58篇发表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里。这些文章宣传自由民主，揭露社会黑暗，批判集权专制，惹得列宁很是不快。还好，鉴于他们两人之间众所周知的友谊，列宁对朋友只是下了逐客令。眼不见心不烦。若干年后，等到高尔基被斯大林热情召唤回来时，他就只能对着公众歌颂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幸福生活了。消息报没消息，真理报没真理，除了标点符号没真的，六十岁左右的人对这几句话太熟悉了。

因为要写这篇文章，到网上查找苏联时期有关媒体的情况，意外地看到《环球时报》环球网2013年11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曰：百年《真理报》，不想偏离真理。这真是一篇奇文。原苏联共产党人、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痛心而尖锐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真正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个垄断下，苏共利益集团穷奢极欲，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停滞不前，对外行霸权搞扩张有增无已，民间政治笑话层出不穷，不胫而走，《真理报》对此可有丝毫的揭露与批判？哪怕是小骂大帮忙！一个对不堪现实装聋作哑的报纸，谈什么“不想偏离真理”！。

还说袁家父子。袁克定只懂得用一张伪造的《顺天时报》哄骗老子，而不懂得哄骗群众，不仅复辟的梦没做成，连铁定的终身大总统的宝座也被掀翻，身败名裂，徒引天下人笑。

这实在是一场净赔不赚的买卖。一个雄心勃勃的复辟梦，硬是弄成个小孩子过家家一般！

都说历史总是要进步的，从袁世凯当国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在一些地方，民主自由还是个奢侈品，就说金氏家族，将国家最高权力父传子，子传孙，与当皇帝有什么两样？老百姓还千恩万谢呢！再看那位我们的“老朋友”穆大人，自1980年出掌津国以来，把个非洲粮仓生生折腾到通货膨胀率飙升到2200000%，如今93岁高龄、土埋脖子了，还稳居总统宝座，该玩啥就玩啥，让多少执政者羡慕得直流口水。瞅眼下他那架势，不到咽气撒手那一天，怕是不会离开总统宝座了。奥妙何在？无须多言。看人家，想自己，望历史，思当今，袁氏父子地下有知，还不得再一次背过气去！

笔走此处，突然想起很正能量的一句话：你能欺骗一部分人，却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你能欺骗人于一时，不能欺骗人于永远。但问题是：如果人家欺骗的这一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甚至是全部人的命运呢？而所谓不能欺骗人于永远，永远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要等到欺骗者翘了辫子？我们总不能老是等“人总是要死的”这一自然规律发生作用，才敢说出皇帝没穿衣服吧？况且人家还有儿子、孙子……呢！

这是一个问题。

2016.6.26

作者：段协平 来源：共识网

2019-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