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两会期间，北京市长陈吉宁暗示将继续执行驱赶低端人口的政策，引发争议。(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中共两会期间，北京“低端人口”议题持续发酵。北京市长陈吉宁声称，2018年北京减少人口16.5万人，连续第2年下降。他暗示将继续执行驱赶低端人口的政策，引发争议。

香港《明报》报导，陈吉宁7日在中共人大北京团开放活动上谈到“三线两控”管理办法。所谓“三线”是人口红线、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两控”是控制人口和城市建设用地。

陈吉宁称，去年北京全市人口减少16.5万，中心城区则减少40多万。累计不予办理工商登记2.1万件，关闭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600多家，特别是疏解市场和物流中心680多家。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1月数据显示，2018年底，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2017年底下降0.8%，即减少了16.5万。这是1997年以来的常住人口第2次下降。2017年底，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2016年底减少2.2万人。

根据资料，由于北京市先前定下2020年人口将控制在2,300万的红线，近年当局清理数以百计的批发市场、物流中心，这些行业主要以中低端人口为主，引发北京驱赶低端人口的争议。

中共激进限制北京人口

2017年11月份，在大兴区大火烧死19人之后，当局进行大规模拆房和驱逐行动，只给居民几分钟时间打包走人，数万农民工被迫离开北京。抗议者认为，当局以大火为借口，加速他们拆毁廉价出租屋、赶走“低端人口”的计划。

对此，中国律师观察中心理事长赵国君称为“始乱终弃”。他说：“因为刚开始北京发展的时候，是‘北京欢迎您’，然后现在北京发展起来了，就变成了‘北京驱逐你’。”

北京企业家王瑛说：“北京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外来人口，没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北京所谓的高端人口也无法正常生活，这是常识。”

受波及“高端人口”也心寒

《纽约时报》曾报导说，数以万计满怀希望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来到北京，很多人住在北京的边缘地带，因为那里的租金较低。北京驱逐外来人口，已经影响到这些人的生活。

报导举例称，拥有新西兰学位、会讲流利英语的外地进京年轻IT从业者司若木，曾以为他是北京需要的人才，但作为外来人口，他在北京被当作二等公民。警察来到他住的公寓楼，命令他和其他数百名租户在48小时内搬走，这令他反思像自己这样的人在北京有没有未来。

美国中文网刊《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曾评论说，“一个城市的形成，它是有历史原因的，有多方面各种利益自然组合形成的。你现在把低端人口赶走了，经济马上受影响，中层的人也受到影响，甚至高层的人连保姆都找不到。你想吃顿快餐都吃不到。整个经济都受到影响。”

中共无序城镇化的恶果

在中共建政后和城镇化以来的几十年里，盲目追求城镇化率，无视资源与环境；官员为了政绩片面追求人口规模和城市数量，无视城乡差别；各地盲目“造城”、城市无序扩张；城市化代价很大，包括造成社会不平等，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纽约时报》曾报导说，中共推行城市化杂乱无序，无视资源与环境的承受力，付出的代价巨大。

在这场驱逐之前，大约有800万名外来人口居住在北京。然而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却困难重重，面临诸如户口、社会福利、子女入学、住房等多方面的限制。外来人口的困境反映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危机。

当中共官员们意识到这些间接后果之前，严重后果已经形成。当官方走投无路的时候，便把矛头转向那些最没有能力反抗的人。近年来，中共当局除了出台种种歧视性政策，并开始清理“低端人口”。

减少人口一向被中共官媒吹嘘为治疗“大城市病”的解药。大城市病指的是城市过度拥挤、污染严重。

北卡罗莱纳大学中国城市项目主任宋彦说：“人口不是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大城市病是由于糟糕的城市管理、糟糕的城市结构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的通勤、交通堵塞和过度拥挤。”

“我要说，如果存在过度拥挤或服务短缺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扩大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医疗、医院——那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努力赶走农民工。”

大纪元记者李心茹综合报导

2019-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