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夕阳下的上海天际线(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一、什么是改革开放?
中共党史把1978年12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始,到2018年12月已经40年。
到底什么是改革开放?
《百度百科》用了将近一千字来定义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二、改革开放的实质
在这近一千字的文字中六次提到了“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还是遗忘了“初心”: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文字中点到了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却没有提到对40年来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文字中谈到了1992年的南方谈话,却不敢点出谈话的主角是谁,当然更不敢提到改革开放的最主要的两位发起者: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近一千字的文字中根本不敢指出,为什么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慢,甚至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文字也不敢提及改革开放对中国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后果将危及子孙后代。
笔者用六个字来概述改革开放的实质:卖地、举债、印钱。这是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正当性”。
关于改革开放,中共官方最津津乐道的是GDP的长期的高速发展。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二经济大国,甚至经济实力超过美国,位于世界第一。
但是人们忽视了改革开放初始时,中国所拥有的特殊的发展潜力:
——当时中国的土地没有价值,不能买卖;仅从1989年到2018年中国政府出卖土地使用权所获得资金超过42万亿元人民币。世界上哪一个政府能有这样丰富的财政资源?
——当时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赵紫阳开始发行国债,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借新债还老债。引用朱云来的话,中国债务高达600多万亿。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在四十年的时间中积累这样高的债务?
——当时中国采取的是严紧的货币政策,1978年底,中国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仅为1159.1亿元,到2017年底中国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67.70万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用平均每年印钱的增长速度20%去拉动平均每年GDP的增长速度9%,这应不是一件难事,特别是象中国政府那样运用生产法来计算GDP的。
卖地、举债、印钱,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的虚假繁荣,但是中国经济的致命问题是经济效益的低下,许多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甚至为负。最终的结果是:寅吃卯粮,债留中国,钱去他乡。从1998年到2018年二十年来的卖地收入42万亿元人民币,这是真金白银,如今已经变成中国高官们在美国、欧洲等地的外币存款。
本文集中讨论卖地问题,卖地的本质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理论。
三、自相矛盾的马克思认为:土地没有价值,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物
中共奉行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是“圣经”。在南京大学时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等。据说南京大学的马列主义专业在全国高校中都是佼佼者。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的金教授是国内的一位权威。金教授怕学生不来听课,每堂课都点名抽查,而且是在课程快结束时。金教授把马克思理论讲得云山雾道的,什么价值啦、价格啦、使用价值啦、交换价值啦,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了,价值如何转变为价格的,剩余价值啦,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最后金教授就说,考试的时候你们就照我教的回答就可以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没有一个是真正懂的。
到了德国后,系里也有一位老师专门讲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他教的马克思理论和南京大学金教授讲的完全不一样。后来就去读德文的《资本论》,发现《资本论》并不难懂,前提是对德国的八股,特别是做博士论文的八股,要有所理解。听了德国老师讲的马克思理论,再读《资本论》的原文,就发现原来南京大学的金教授他自己就没有搞懂,可能他只是读了从俄文版的《资本论》翻译过去的中文版的《资本论》,里面谬误很多。
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是客观价值论,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这不是马克思的首创,而是马克思从其他经济学者那里搬过来的,因为马克思无力创造一套新的价值理论。在德国写论文,如果引用别人已经发表的理论,是无需对理论的正确与否做出评论的,因为这是前人已经做过了的事情。
马克思借用别人的客观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土地是自然的产物,不是劳动的产物,土地不包含劳动时间,所以土地没有价值。从客观价值论,马克思推导出剩余价值的理论,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此,要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又引用其他经济学者的理论,来说明土地是稀缺的,特别是质量好的土地更是稀缺的。由土地租金的差别,而引进了土地价格的差别。这样土地就有了价格,由于稀缺而造成的价格。此时,马克思完全脱离了客观价值论,进入了主观价值论。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理论中的互相矛盾,一个无法避免的错误。
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必须先接受客观价值论,接受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价值的这个理论,接受昨天的报纸和今天的报纸是有同样的价值,因为生产昨天的报纸和生产今天的报纸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相同的。如果你认为昨天的报纸是没有价值的,是几张废纸,那么你就否认了马克思理论的基础。
四、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没有价值,因为它不是劳动的产物。这就引出了中国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和土改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比孙中山均地权的政策更加吸引中国几亿穷苦的农民,他们带着分田地的中国梦想,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28年的时间内夺取政权的关键。
如果土地有价值,可以用于买卖,那么地主、富农手里的土地就是买卖的结果,是前期资本投入的结果。地主、富农出租土地,收取租金,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租金是对购买土地投资的回报。如果土地有价值,那就没有了客观价值论,没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础理论,就没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没有资本家、地主占有剩余价值的理论,没有资本家、地主的剥削,没有打倒资本家、地主、富农的正当理由,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民分得了田地,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这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要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包括实现土地公有制。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土地所有制上就是一个穷折腾。农民分得田地后,不久就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在私有的土地开始集体经营。接着就成立农业合作社,先是初级的,后是高级的,私有化土地又变成了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就实现了土地的公有制,实现了当年共产的初心。可是好景不长,土地公有制导致了经济困境,几千万农民被饿死。如果当时还停留在土地私有阶段,每个农民有那么一小块土地,他们是绝不可能被饿死的。之后就是把人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退回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川和安徽的农村搞土地承包制,经济效果很好,起码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这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农村土地承包制不是上层政策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些农民冒着被判刑被坐牢甚至被杀头的风险,在一些地方干部的默许下,干了一件违法当时的政策和条文的事。后来农村土地承包制在全国推广,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及时进行修改。在当时法律的框架下,农村土地承包制还是违法的。没有人知道,农村土地承包制是共产党短期的政策,还是中期的政策,还是长期不变的政策。从《共产党章程》、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中国农民采取了最为现实的做法,在最短时间内从土地经营权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了土地资源被破坏,森林资源被破坏。特别是把汉人区的土地承包制推广到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区,造成草原资源被破坏,沙漠化加重。
五、1982年的宪法是开历史倒车
1982年之前,中国的宪法对土地所有制没有做出任何规定。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所谓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绝大部分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手中华民国各级政府的公有土地和没收战犯的土地除外。这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有一部分土地属于公有,服务于公众利益。所以政府也没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出卖,反而为了公众利益要从私人手中购买土地。
许多人以为,改革开放,哪怕只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是能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的前进发展。其实这种逻辑关系不一定存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可能促进中国社会政治的后退。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的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政治上是一个大倒退。
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许多人没有认识到,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场无声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中国的老百姓,它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土地私有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但是通过后来对宪法的解释,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也只是一个二级所有权,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土地买卖权利。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在国家手中。
通过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中国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笔者认识一位八旗的后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们家在北京起码有27处土地和土地上的房产。通过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们家失去了27处土地所有权和26处房屋所有权,只剩一处自用的房屋所有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著名的年轻剧作家吴祖光从香港回到大陆,用两万元钱买了北京一处四合院,被公认是北京最好的一座四合院。吴祖光买的时候,买的是四合院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经过1982年这场无声的革命,土地所有权被无偿剥夺了,剩下的只有房屋的所有权。后来新凤霞把这座四合院换了几套公寓房分给子女。估计,吴祖光的四合院目前的价格应该在几亿元人民币,是当初购买价格的几万倍。
六、卖地
经济发展靠什么?简单地说就是靠资本。你说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自从清皇朝倒台后,他们靠祖宗留下的房产,日子过得也不错,听听戏,遛遛鸟,用北京话说是“吃瓦片”的,这是葛优的电影《活着》所描述的。要是还有上辈留下的字画、古董什么的,生活就非常滋润,特别是那些能把这些物件留到改革开放的。这就是潜力。
马克思说,土地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东西就不是商品。所以土地在中国是不能买卖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土地是靠计划经济调拨,无偿调拨。无偿调拨的土地,在国民收入里面也体现不出来一元钱的增加来。现在一提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最拿得出手的就是GDP的增长速度。拿现在每年几万亿元的卖地收入,去和无偿的土地调拨做比较,永远是无穷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改革开放,外资进来,办工厂建大楼,需要土地。怎么办?中国谋士中聪明的人多,自然想到当年的租界,外国人租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土地,付给满清政府租金,外国人在租界地面上盖楼,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租借期满,土地连同上面的建筑一起回归政府所有。按照这个办法,把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外国企业,收取一定的钱。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大致为五十年。
政府看到这是一个来钱的好渠道,既然可以把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外国人,那么也可以把土地使用权出让给自己的国民,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需求群体。此时共产党的官员只看到白花花的银子,早已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忘记了初心。”
七、卖地收入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回忆他们成长发展的历史,大都会讲到掘得第一桶金的困难。出卖土地使用权就为中共的改革开放掘得了第一桶金,来得相当容易,而且是很大很大的一桶金。
下面是从1998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出卖土地使用权(一般是五十年或者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的收入:
(网络图片)
1998年的一年的土地出让金为507.70亿元,到2017年一年的土地出让金为52059亿元。2017年一年的土地出让金是1998年的102.54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7.6%,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12.7%。
目前还没有看到2018年土地出让金的完整数据,只有到2018年11月份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53362亿元,同比增长28.9%。可以预计,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应该在57000亿元到61000亿元之间,再创历史新高。
这样,从1998年到2018年二十年间,累计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42万亿元人民币。卖地的本质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教条,也放弃中国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基本理论。
但是出卖土地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对中国政治家的吸引力太大,他们已经顾不上什么初心。什么马克思主义了。
下表是1998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出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占当年GDP的比例:
(网络图片)
1998年至2000年的每年的土地出让金占GDP的比例不到百分之零点六;从2010年开始,一年的土地出让金占GDP的比例多次超过百分之六。比如2017年的GDP增长率为6.9%,而该年土地出让金占GDP的比例为6.29%。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土地出让金的收入,GDP难以增长。
为什么从1998年至2017年,土地出让金可以从507.70亿元上升到52059亿元?主要是因为土地市场是一个绝对垄断的市场。国家是唯一的大地主,也是唯一的提供者,国家操控了提供土地的数量,也操控了土地使用权的买卖价格。
纵观世界各国的土地政策,其核心是压制地价,让绝大多数国民都能够买得起房,进入有产阶级,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即有恒产者有恒心。而中国政府正好相反,其土地政策的核心就是抬高地价,从国民手中挖取更多的钱。结果是国富民穷,国民的实际财产被剥夺,成为房奴。
八、卖地、举债、印钱
从1998年到2018年,中国政府的卖地(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42万亿元,这笔收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的,就是美国政府也没有。
利用出让土地使用权,利用不断抬升的土地出让金,利用不断抬升的房地产价格。据说中国房地产的价值已经高达四百六十万亿元人民币,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而在中国的所谓房地产价值中,有一半以上是马克思说的没有价值的土地包括土地使用权。或者说,有一半以上是中国政府利用垄断地位而有意抬高的土地使用权费用。
有了稳定的卖地收入,中国政府可以大肆举债,利用杠杆大肆举债。朱镕基儿子朱云来说,中国的债务超过六百万亿元人民币,可能是包括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家庭个人的债务。
有了巨额的卖地的收入,有四百六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价值,有超过六百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中国政府必须同时大量发行货币。如今中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无论是天文数字般的债务,还是天量的货币发行量,还是世界上独占鳌头的中国房地产的价值,还是房地产价值中所包含的债务,最初都是来自卖地,一个四十年前中国人都信奉的没有价值的土地。中央政府开动机器大量印刷人民币,其主要基础就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主要组成就是国有土地,是国有土地的价值。根据宪法,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通过城市化,城市的范围越来越大,国有土地越来越多,无穷匮也;地方政府也放开手脚举债,其基础是地方政府手中的国有土地。按照中国的土地管理法,地方政府替中国中央政府管理土地,国有土地具体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里;中国老百姓所拥有的房地产,其中一半以上的价格是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这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价值在老百姓的手中。如果中国老百姓的房地产是利用按揭购买的,房地产的真正主人是银行而不是个人,而银行又是属于国家的。
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被重复计算,起码被重复计算三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或者个人。况且,中国国有土地的价格,就是被人为抬高的价格,这是绝对垄断的价格,因为只有一个供应者。一旦中国土地价格回归正常,在卖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厦就会哗啦啦地倒下。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抛弃了“马克思的理论”,忘记初心,通过卖地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获得的巨额资金。卖地、举债、印钱,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也是中国四十年来GDP高速发展的秘诀。这个中国模式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能模仿也不可能照搬的,因为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多可以出卖的国有土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作者: 王维洛 来源:民主中国
201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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